俄罗斯汉学起源于清朝雍正年间开始来华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和留学生。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来京始于康熙晚年，后来因中俄关系陷入僵局而中断。1728年（雍正六年）签订的《恰克图条约》解决了长期搁置的中俄中段边界和贸易往来等问题，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全面发展。条约签订后，俄国传教士团和留学生来到北京，而清朝也首次派出以托时和德新率领的使团前往莫斯科和彼得堡进行外事活动。1860年（咸丰十年）以前，俄国共向北京派遣了14届东正教传教士团，其中随团前来的俄国留学生共有41人，此外，还有医士8名，硕士1名。在传教士和留学生中产生了俄罗斯的第一批汉学家，其中最有成就的有伊拉里昂·罗索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雅金夫·比丘林、帕拉季·卡法罗夫、瓦西里·瓦西里耶夫等人。他们虚心学习中国文化，刻苦钻研，不断进取，以全面掌握满、汉、藏、蒙等多种中国语言文字，广为涉猎和搜求、翻译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学、民俗等多领域的典籍，又以从事科学研究见长，因而确立了俄罗斯汉学的扎实学风，为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伊拉里昂·罗索兴是首批俄国留学生中学习最为出色者。他精通满、汉、蒙文，编译和翻译了《俄罗斯翻译捷要全书》、《资治通鉴纲目前编》、《异域录》等30部中国书籍，并翻译了部分《八旗通志》。乾隆年间来华的留学生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不仅补译了《八旗通志》，而且又译出《大清会典》、《名臣奏议》、《大学》、《中庸》、《圣贤格言》等25部中国典籍。他对儒家学说中修身治国的思想很有研究，发表了《中国臣子》、《中国君子》等论文。传教士帕拉季·卡法罗夫在道光至光绪年间三次来华，在北京先后留居三十余年，致力于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和宗教的研究，代表作有《元朝秘史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圣武亲征录译注》、《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述》、《佛陀传》、《古代佛教史纲》等。
在俄罗斯首批汉学家中，最为著名的是雅金夫·比丘林。他在1808年（嘉庆十三年）以第九届传教士团修士大司祭的身份来到北京，经过刻苦学习，精通满、汉、藏、蒙文。他在北京期间，经常身着中国服饰漫步于街市，了解民俗风情。他的译著、著作有《北京志》、《准噶尔志》、《成吉思汗系前四汗本纪》、《蒙古志》、《西藏志》、《中亚诸民族志》、《西藏青海志》、《中国皇帝的早期制度》、《中国教育观》、《中国的农业》等等。他还翻译了《四书》和《三字经》，并把后者称之为“十二世纪的百科全书”。他曾先后编写过6部字典，并编著了《汉语语法》等教材。他在北京广为搜求各种书籍，回国时带去了几吨重的中国书籍，超过了在他以前的传教士和留学生带回书籍的总和。他认为自己在北京13年中所做的工作，是以往传教士们所做的全部工作的5倍。由于他为俄国汉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俄罗斯科学院三次颁给他“杰米多夫奖”。至今比丘林仍被尊为俄罗斯的“汉学泰斗”、“一代宗师”。
1860年以前，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北京，此后，则逐渐转移到圣·彼得堡大学。1855年（咸丰五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学系，集中了瓦西里·瓦西里耶夫等一批当时著名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是比丘林之后影响最大的俄罗斯汉学权威，他原是喀山大学硕士，道光年间来华。在北京留学期间，他自译名为“王习礼”，与清朝翰林院学士、士大夫阶层广为交往。他的研究领域很广，凡中国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无不涉及。他把《大唐西域记》译为俄文，著有《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佛教教义及其历史和文献》、《回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发现》等论文，还把《满洲志》、《宁古塔纪略》、《论语》以及部分《聊斋志异》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译为俄文，并编纂了《满俄大辞典》。他对中国文学的造诣更是非同凡响，长期主讲中国文学史，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纲要》。由于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巨大贡献，他先后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院士。
自清代传教士、留学生奠定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基础之后，汉学研究逐渐在彼得堡、莫斯科形成了规模，历经将近三百年的发展，俄罗斯汉学家层出不穷。据北京大学李明滨统计，俄苏时期有130余位著名俄罗斯汉学家在各自的汉学研究方面都有卓著的成就。
如今，俄罗斯科学院系统最为著名的汉学研究机构有远东研究所、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分所，这三个研究所里都集中了一批著名的汉学家，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和特色，都收藏有大量的中国文献典籍。其中，远东研究所是俄罗斯科学院汉学学会和欧洲汉学学会中心。著名的西夏学专家克恰诺夫、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秦汉史专家克罗里以及后起之秀隋唐史专家波波娃都在该所工作。该所以珍藏丰富的中国典籍文物闻名世界，其中包括敦煌文书、黑城文献以及各种抄本、刻本等稀世珍品。此外，圣·彼得堡大学、莫斯科大学、喀山大学等校也都有相当雄厚的汉学研究实力。在将近三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的汉学研究不仅在世界汉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为俄罗斯人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实际状况，加强中俄两国之间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相信在新的世纪中，俄国汉学研究将在这些方面有更大的作为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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