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我到中华书局工作不久，领导给我分配了一项编海瑞文集的任务。我完全不明来由，但隐约觉得这是有来头的。据我的记忆，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曾过问过海瑞文集的事。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对这项任务抓得很紧，要求立即上马，尽快出书。我先用一个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的《海忠介公备忘集》进行标点，再用当时所能找到的善本校勘和辑补。当时吴晗接连写了好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后来合编为《海瑞的故事》一书。吴晗是我们的常年顾问。局内的版本专家陈乃乾先生也帮助我们工作，亲自到上海去找书，有些明刻本的海瑞文集是由他带回来的，有的版本他已抄了目录，有的版本他请人做了初步校勘。《备忘集》本来是海瑞自己命名的一个集子，后来的人把它和续集以及《淳安稿》、《淳安县政事》等合编为一书，总称之为《备忘集》，已经不是海瑞自编文集的原貌了。这个系统的文集又有好多个重编本，内容略有差异。当时我们所见最早的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程宪章序的王元士刻本，附有万历三十年（1602）海瑞孙海迈的跋。光绪三十一年刻印的是曾对颜、王国栋重编的《备忘集》，多出了诗和《元佑党籍碑考》等作品，因此我们就用它作为工作底本。
我们用以参校的海瑞文集很多，明刻本就有：（一）万历二十二年（1594）阮尚宾刻《海刚峰先生文集》，（二）万历四十六年（1618）蔡钟有刻《海忠介公文集》，（三）天启六年（1626）梁子刻《海忠介公全集》，（四）崇祯四年（1631）黄秉石刻《海忠介公文集》。这些版本和《备忘集》不是一个系统，但都采用了《备忘集》的资料。我们力求把海瑞所有的作品都收集进去。在辑录佚文佚诗方面，上海研究海瑞的专家蒋星煜曾给我们很多帮助。
辑佚工作陆续有一些收获，而最重要的收获是，在三校即将完成的时候，四处访书的路工又从陕西省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明刻本的《海刚峰集》，它的编次基本上保持了海瑞自编文集的体例。因此，我们在认真校勘之后，决定改换底本，即以这个《海刚峰集》为基础，参照它的体例，分为上下两编。根据这个《海刚峰集》的次序，大体上弄清楚了《备忘集》的版本源流，从而也发现了《四库全书》本《备忘集》编次错乱的原因。
我们根据《海刚峰集》在校样上作了很大的调整，延迟了书的出版。这时海瑞热已经过去。总编辑金灿然最后同意我们的编排方案，认为这样编次可以对海瑞生平的了解提供一些方便。
为了搜集海瑞的资料，我曾查阅了一些地方志和明人笔记，还看了一些编演海瑞故事的戏曲、小说。除了抄录部分资料作为《海瑞集》的附录之外，还辑录了一份《关于海瑞的参考资料》。
我参与《海瑞集》的编纂工作，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遇。我本来是学文学史的，对海瑞的了解只是小说、戏曲里的一个清官形象；作为历史人物，对他毫无所知。但自己动手编书是一次很好的实习机会。在徐调孚、陈乃乾两位前辈的指导下，我初步学会了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这对我后来的工作很有裨益。
首先是广罗众本与选定底本的关系问题。整理古籍必须先广罗众本，然后才选定底本和校本。海瑞文集的重要版本，差不多已经网罗无遗了。而以明刻本《海刚峰集》为基础的方案，则是最后一刻才决定的。
其次是校勘的体例问题。在版本繁多、异文纷纭的情况下，首先以底本为准，是避免烦琐校勘的好办法。不过，如果按“择善而从”的原则改字的话，当然还是以出校为好。
最后，在标点上，我只能勉力而为。因为我对明代的历史背景和典章制度所知极少，遇到的困难很多。虽然有些疑难问题也曾请教过局内的老先生，但错漏恐怕在所不免。
《海瑞集》编成后，我们提议用吴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论海瑞》作为代序，金灿然同意了。我写了一篇《编校后记》附在书后，经徐调孚先生修改补充后付印。金灿然指示编校者可以个人署名，徐调孚先生替我起了个“陈义钟”的笔名。当时主要是怕质量不高，错误难免，用个人名义，可以减轻一些编辑部的责任。但后来因编辑出版《海瑞集》而招致的“大批判”，还是由总编辑金灿然承担了责任。
1962年12月，《海瑞集》出书后，我受到了金灿然的表扬，当时还有些沾沾自喜。可是到了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前奏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就为《海瑞集》而终日惴惴不安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弄明白当初为什么那样热烈地宣传海瑞，后来又为什么那样粗暴地批判海瑞。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没有客观标准呢？经过了那一场天翻地覆的风暴之后，我们冷静地读一下海瑞的文集，将会对这个历史人物有切实的了解，海外学者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书中特立了《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一章，就充分利用了中华书局版的《海瑞集》。他在序言中说到：“海瑞的遗墨，涉及当时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最具参考价值。研究海瑞其人其文，可以使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也许可以说明《海瑞集》的编纂还不算是白费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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