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丽兰
朱丽兰，1935年生于上海。原科技部部长，现任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世纪60、70年代在中科院化学所从事研究工作，曾获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奖及应用成果奖。
曾就读上海中西小学、第三女中。1956年赴苏联敖德萨大学高分子物理化学专业学习。1979—1980年在德国费拉堡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并取得突破性成果。
记者： 从1986年起，你在科技部做了15年部长，很想知道在这段阅历之后，你会以怎样的视角思考中国教育问题？
朱丽兰： 我对教育的确很着急也很关心。当年科技部最早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时，我就认为单纯提科技兴不了国，科、教必须放在一起，因为教育是基础。
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必须在三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背景下来考虑，这就是经济的转型、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数字鸿沟的填补。
经济转型是最核心的问题。今天的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为生产力发展要素进行的，它对劳动力本身的要求变了，这种转型对劳动者来说，更多的是就业结构的转型。按照美国科学家托夫勒的看法，在美国，这种转型1956年就开始了，标志是那时美国的白领工人超过了蓝领工人，后来还出现了灰领工人。现在又出现了靠智慧和网络在家工作的圆领工人，这些人不仅找工作容易，并能得到高回报。在这样的社会如果还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就难免要失业。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出现较多失业下岗人员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经济转型带来的就业结构的变化，它要求劳动者有较高的素质，否则就找不到工作。所以教育必须着眼于这个变化，为劳动者培养现实社会所需要的技能和智力。在这一点上，不打破传统思维，不从整个体系结构上着眼，就只能就事论事在某个问题上改，缺乏在高层次上的改革力度。
第二个背景，就是在中国有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有13亿人，如果把这13亿人变成人力资源去开发的话，这是一笔财富；如果不开发，那就是包袱，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在我国要把人多的包袱变成人力资源，教育多元化、多层次和社会化的任务要比小国家重得多。包括西部大开发也一样，首先是要开发西部的人力资源，多一个文盲就是多一个失业者，光是引进几个人才、几个项目，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第三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如今在世界上，谁掌握知识，谁掌握信息，谁掌握知识产权，他就有竞争力，反之亦然，由此造成的社会反差越来越大，并且有边缘化的可能，根本无法参加全球竞争，社会也不会稳定。所以所谓数字差距的实质，是信息的差距，知识的差距。要从根本上缩短这些差距，还是要靠教育。
只有把教育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考虑和理解，才有可能去着眼建立一个社会化的大教育体系，而不是局限于学校的教育而已。
记者： 在这样大背景下，看到的必然是一个大教育的概念。能否对这种大教育观做一些具体描述？
朱丽兰： 我想21世纪的大教育应有这样几个趋势：第一，教育从基础产业向主导、先导产业的转变，就是说教育不只是一个基础产业，不只是与科技、社会的发展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要有先导和主导产业的功能。第二，教育的对象需要从以前的宝塔结构、从精英教育向全民教育转变，人力资源的开发要着眼于大多数，而不是单纯的精英人才，整个社会要开展能使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就业的全面的教育；第三就是以书本为主的学历教育要向以人为本的创新能力的教育转变，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上大学考博士；第四，从实践方面来看，要从阶段性的学历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第五，从教育内容上看，要从学科专业教育向综合性的大教育转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素质教育。
记者： 社会教育体系是学校教育的延伸，我们应在它的建设上做哪些努力？
朱丽兰： 除了学校，我们对社会化的教育培养体系的确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印度的例子就值得深思：印度软件人才有几个培养渠道，一是学校的培养，如印度理工大学比其他大学要厉害，数学基础打得特别扎实，同时强调金融知识、经营理念的培养，所以该校毕业生到了硅谷特别适应。除了学校，他们还调动企业办各种各样适应市场需求的培训班，培养大量的软件蓝领工人。而我们国家基本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培养的一种体系，软件的从业人员不仅总体不够（印度40万，我们25万），而且结构很不合理，是橄榄型的，一方面高精尖的人才缺乏，拿不到国外的订单，一方面又缺乏蓝领工人，只好由大学生作程序员，造成队伍不稳定，又找不到干得好、又不易跳槽的程序员，高、低人才都缺。这就需要结合软件业的发展趋势设计教育结构，按不同需要层次来培养，而不是反过来，单纯为了培养而培养，把目的和手段倒置过来考虑。
有些国家社会化的教育，比如社区教育、企业的教育很发达，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办教育，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民办教育不能因为目前还有问题就因噎废食，可以更放开一点。在鼓励发展民办教育方面，全国人大正考虑出台有关法律。
（摄影：侯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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