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世仁
温世仁,著名台湾企业家,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历任台湾金宝电子总经理、英业达厂长、英业达集团总裁。
1948年生于台北市。幼年在台湾中部山区农村度过,曾就读台北中山小学、台北师大附中,197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电机系,从70年代起一直投身台湾电子工业。
记者: 作为一个台湾企业家,你提出了一些让国内外瞩目的西部开发理念和办法,比如“10年有成”、启动“留才在乡”的教育、就业计划等等,这样开发的依据是什么?有多大把握?
温世仁: 对现代化的理解,一般人认为就是要修路、盖高楼大厦,可是人们常常忘了,做这件事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让人们过上好日子,所以开发西部首先要研究西部人们的生活形态。我们提出“西部开发,10年可成”是在经过整整一年的实地调查、研究、论证之后。从哪儿突破?就从学校。
西部考上大学的青年不少,但大学毕业回到西部工作的不多。指望东部发达后自然带起西部是没有保障的,光是送钱、送项目、吸引外来人才,也未必是靠得住的办法。只有把自己的人才培养起来并且留住,才是有保证的。因此答案要从“留人”上去找。
开发所依据的条件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西部是文化的发源地,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并非美国西部当年那样的不毛之地;第二,西部大开发是在强大的科技支撑的背景下提出的,飞速发展的科技,已经大大降低了科技产品、乃至现代化的成本;第三,如果说10年前开发西部,在人、财、物方面的困难较大,现在政府下了那么大的力量,有人,有钱,有经验,这是很大的优势。我1996年从上海到苏州,100公里路用了6个小时;而前两个月,我从甘肃的兰州到武威,300公里路只用了2个小时。很多迹象都表明,西部包括中部开发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授人以渔,而不是授人以鱼。
记者: “人往高处走”也是社会规律,你用什么办法把人留在“低处”?
温世仁: 很简单,把教育直接与就业结合起来。首先用企业的条件和优势为乡里的中学安装电脑、建立网络,每台电脑都连到公司总部,依靠网络进行远距离、低成本培训。这种培训不为考大学,我们的责任是让学生成为能留在本地创造财富的软件人才。培训内容有三方面:软件;英文;打字。三个方面的培训完成后,由我们公司实行远距离雇佣,使他们一毕业就有工作,成为软件工程师,然后把学校建成城乡中心,以校带乡,帮助当地建设自主生财体系,就是说发挥电子商务的作用,与外界交流沟通,慢慢吸引散居的各个自然村的人主动退耕还林,放弃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生活,靠网络发展互助互利的服务型经济,建设网络化乡村。
西部每个乡至少都有一所中学,如果都能按这个模式“以校领乡”,让数码科技、设施和相关的服务引进到乡镇,我们完全可以跨越工业时代直接进入网络信息时代,把新的信息和科技经验就地推广,大大加速西部开发的速度。
我们已在甘肃古浪县叫黄羊川的地方尝试了一年多时间。古浪是在国家2000个贫困县里排在第41位的最贫困的县,黄羊川又是全县最穷的一个乡,缺水,驴子磨磨,但是有电话线。黄羊川中学原有300多学生,我们介入后,学校学生人数一下暴涨一倍,学习热情空前高涨,将来学成就地工作后,也不排除有的人会离开,但多数不会走,因为这里很快会变得方便舒适。学生们现在就有了体验,你可以看看初三孩子的作文怎么说:“有了网络,我们的未来,将不再是黄土、梯田和沉默!”
记者: 确实是激动人心的图景。只是那么多人,企业都能用起来吗?
温世仁: 最好的软件工程师不是大学生而是中学生。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在西部建立上万名的网络工程师队伍,让他们就地创造财富,就地改善生活,就地保持文化。这应该是“四两拨千斤”的思路。
记者: 听说你投资5000万美元去发展这项事业,这不会是慈善事业,应该也是企业行为。那么怎样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
温世仁: 我认为作为企业参与西部开发,一定要以社会公益目标为出发点,这是我们团队的使命,但还是应该用企业行为去经营这件事。因为所有公益行为都是射出的箭,不可回收,只有企业才能实现效益的循环,实现更多的创造。中国有迫切解决8亿农民问题的强烈需要,消灭贫穷本身也是最大的企业市场。所以一定要在公益性和企业化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我们投了5000万美元实施“千乡万才”计划,预想5年内在西部建立1000个像黄羊川那样的网络城乡基地、办事处,5年后培养上万个掌握英语的软件人才。把人才留在西部不仅仅是提供电脑培训,还要通过网络传送无形资产,把最新的观念和信息传达过去,尽快缩短与东部的差距。令人高兴的是这个设想得到了西部各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记者: 你多次提到对西部和西部的教育有感情,你这种中国西部情结是从哪儿来的?
温世仁: 和我的经历有关系。我的祖先是随郑成功一起从祖国大陆到台湾的。小时父母把我从台北送到一个叫卓兰的山区,那里当时很穷,没有电,要点油灯,孩子们打着赤脚,没有鞋穿。在西部看到的一切让我感同身受。西部的生活环境必须改变,我要为此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