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是我敬重的人，也是我经常想念的人。
1938年来，我在冀中根据地“新世纪剧社”工作；孙犁到我们单位讲话，内容是旧形式的改造问题，如京剧、曲艺，即当时说的旧瓶装新酒的问题。我整理了他的谈话内容也加进了自己的一些说法，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署了自己的名字。“新世纪剧社”的文学组长远千里批评我说，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孙犁的观点，署上自己的名字是不对的。经他这么一点，自己也觉得很内疚。文章孙犁也看过，但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此事。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只有16岁，对这些事也有不太懂的一面。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孙犁，他给我的印象是对人很宽容。
我读孙犁的短篇小说，每每有一种甜蜜的享受感，也激起我写故事的愿望。1941年春天，孙犁在冀中时，我把自己写的短篇小说《小船上的姑娘》送给他看。这篇小说写的是白洋淀地区的一对青年男女，驾着小船沿潴龙河西上到我们村做摆渡以及他们相爱受家庭干涉和打击的故事。孙犁对来自白洋淀的故事、人物和小说使用的冀中地方语言感到兴趣，写了几句称赞的话。这篇小说，在当时冀中根据地李英儒主编的《文艺习作》上发表了。
1942年在冀西，孙犁和田间介绍我参加了晋察冀文协。1943年，组织上派我到当时的北平去做地下工作。秋天，我去冀西山区冀中领导机关汇报工作，回来时组织上给了我30元（大概相当现在的300元）做路费。回来的路上我看望了主持冀西文艺讲习班的孙犁。这次组织上批准我去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今后什么时候再见，能不能再见都是个问题。我心胸起伏，但因为保密又不能对孙犁真实相告。我掏出了10元钱给他，他摊着双手说：“这么多呀！”因为那时在根据地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1元。就这样我告别了孙犁。
解放以后，我多次去天津，每次去必须看孙犁。有时他也应邀到老战友《红旗谱》作者梁斌家里来，三人一块聊天，说一些老同志中的可笑的故事，然后一同仰天大笑。“文化大革命”后，在天津也见过面，和梁斌在一起谈道“文革”中担任河北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远千里被迫害致死，我们感伤、叹息。
几十年了，孙犁的衣着、饮食、生活方式丝毫未变，一直是冀中农村走出来的那种小知识分子的形象，但他的小说，他的随笔，他的议论，一直是思想深邃，好像无边无际、文采飞扬，好像道道彩虹的那种一代文豪的大知识分子的形象。
孙犁老兄，你走了，我会永远想念你！
（编者注：刘光人，又名方明，1949年《光明日报》创刊时任文艺组记者、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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