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明清之际的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认识到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更不能充当明朝的遗老遗少，无视中国历史上以清代明这个历史事实。在此前提下，我们来对清初爱国将领施琅作出评价，就会比较客观，比较实事求是。
众所周知，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而施琅正是完成清初统一大业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应当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爱国将领。
施琅（1621—1696年），福建晋江人。初为郑芝龙、郑成功部将，降清后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之所以力主收复台湾，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认识到只有使“四海归一”，才能使“边民无患”。他多方论证，说服清廷不可放弃台湾，终使清廷下决心在台湾设府建制。施琅为实现统一台湾的理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加以评价。
一、统一台湾的思想和践行。统一台湾是施琅一贯的主张，因为他看到了统一台湾对祖国安危的重要性。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施琅就建议“当乘其（指台湾郑氏政权）民心未固、军情尚虚”的时刻，进军澎湖、台湾，使“四海归一”。在他因飓风所阻，两次进军澎湖、台湾失败后，仍矢志统一台湾，再次上疏要求征台。施琅反对清政府的迁界禁海政策，指出这一政策不合于“天下一统”，又影响财政收入，应尽快“讨平台湾”，“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清政府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将他调入京师为官。在京期间，他一面继续上疏征台，争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广交朝中大臣，争取他们对统一台湾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力主乘胜收复台湾。康熙采纳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先招抚，招抚不成，再用武力。那时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执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世守台湾”，“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他们的这种设想，从主观上看，未必意识到要分裂中国，但客观效果则不堪设想。如果清朝同意郑氏政权的要求，台湾这块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会在那时从祖国分割出去。康熙帝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作出很大让步，即郑氏归顺清朝以后，可以在台湾居住，“保境息民”，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必须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然而，郑氏政权没有同意。不久，郑经病死，郑氏内部彼此争权，政局动荡。姚启圣认为征台的时机已到，就向康熙帝再次奏请进取台湾，并推荐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此奏很快得到康熙同意。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清朝用施琅征台，已不是民族战争的继续，更不是什么明清两个帝国之间的对抗（那时的明朝早已不存在，就连南明诸政权也早已相继结束），而是清朝要么统一台湾，要么允许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
施琅上任以后，积极训练水师，督造战船，选拔将领，全心筹措征台计划。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中旬，率清军大举进攻，二十二日占领澎湖，一部分郑军官兵投降，郑军主帅刘国轩逃往台湾。清军占领澎湖后，郑氏败局已定，但施琅却不忙于进军台湾，而是着眼于做争取郑氏及其军队的工作。他厚待投降和被俘的郑军将士，稳定民心；同时建议朝廷“颁赦招抚”郑氏，以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康熙同意他的招抚政策。施琅在澎湖“抚绥地方，人民乐业，鸡犬不惊”，甚至派人捞救跳水未死的郑军官兵，使得台湾、澎湖军民“莫不感泣，愿内向”。郑克塽、刘国轩见施琅“无屠戮意”，也愿意归顺。施琅不费兵卒地抵达台湾，从此台湾成为清朝疆域的一部分。这是继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使中国疆土再次得以统一的壮举。施琅在清朝统一中国疆域的过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二、以国家、百姓为重，不计私仇。清军攻下澎湖以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对杀他子侄的刘国轩，施琅在俘虏中找到刘的亲信，对他说：“我决不与为仇，他肯降，吾必保奏而之公侯。前此各为其主，忠臣也。彼故无罪，吾必与之结姻亲，以其为好汉也。”甚至还当场“折箭立誓”。刘国轩掌握郑氏军权，他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郑氏方面的态度，施琅明白刘国轩在台湾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不计个人家仇，倾心招抚刘国轩。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郑氏降清，刘国轩的确起了重要作用。由于施琅在澎湖击垮了刘军主力，又采取积极招抚的政策，郑氏集团终于认清形势：“揆之天时人事，悉已顺于清朝，若不见机，恐有不测，反为大丈夫之羞。今全举版图，清朝宽恩仁慈，未必深加罪谴。”因此决定降清，促使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施琅到台湾后，果然做到了不计前仇。他见到在关键时刻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降清的郑克等人时，与之“握手开诚，矢不宿怨”，且认真执行政策，妥善安置郑克塽和刘国轩等将官，“礼待优厚，出郑氏望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施琅还亲自撰文去郑成功庙致祭，充分肯定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同时也“微寓其不仇故主之意”，表现他宽阔的胸怀和对郑成功的敬仰。
三、在台湾的弃留之争中，坚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张绝不能弃而不守。施琅统一台湾后，清廷内部产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是“海外丸泥，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纹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就连一向支持施琅统一台湾的大学士李光地也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可以“空其地任夷人居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在大臣中主张守而不弃者，居然只有少数人，即如姚启圣和施琅等。施琅是经过对台湾的亲身调查研究而据理力争的。他在《恭陈台湾弃留疏》中从台湾的人口、物产资源说明留守台湾不会增加朝廷的财政负担；从台湾的地理位置说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因此，“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更重要的是，他对西方殖民者的情况有所了解，对荷兰殖民者的侵略本性有所认识，认为“红毛”“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也就是说，如果清朝放弃台湾，荷兰殖民者就会卷土重来。为此，施琅强调台湾断断不可放弃，他还提出了在台湾设置官兵等治理台湾的具体建议。由于施琅的上疏具体，有说服力，一些大臣赞同他的建议，促使康熙下决心留守台湾，并于1684年设立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在闭关锁国、自以为是天朝大国的清初时代，施琅能对西方殖民者有这点初步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也是包括康熙在内的同时代人所不及的。应当说，施琅这一贡献比起他收复台湾来说，在反对西方殖民者的问题上，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评价施琅的功绩时，应当摒弃明朝遗老对他的偏见，用科学的历史观实事求是地来分析施琅的是非功过，看到他在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和历史上许多爱国将领一样，有着强烈的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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