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万物之灵，人来到这个世界首先是因为人能创造生产，这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缔造者不是上帝和僧侣，而是生活在人间的黄帝和炎帝。古籍记载：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传说炎帝神农氏播种耕作，石上燔谷。人们把衣食住行这人类进化的产物，赋以具体生动的个体创造，贴近生活解释先人的活动。在这种文化心态中，炎黄二帝不仅赋予了我们的生命，还是生存、发展的源头，这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尊崇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以养我、育我的生命之基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这是突出以人为本精神的体现。
在以人为本的中国文化观念中，人又以食为先，在中国一句妇孺皆知的古训是“民以食为天”。而以食为天的基础是以农为本，首功当推炎帝神农氏，炎帝是由于发明农耕和教民熟食而成为中华民族二大始祖之一。传说中“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亩之事，百谷滋草，圣德所感，无不著焉。”这些口耳相传的历史自古就受到思想家的重视。《管子》说：“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淮南子》说：“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高下。”《白虎通义》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补史记·三皇本纪》说：“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用，以教万人，始教耕，故号神农氏。”《论衡》说：“神农之挠木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谷，谷始播种，耕土以为田，凿地以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谷以拯饥，天地鬼神所欲为也。”他们不仅记载了炎帝的丰功伟绩，还揭示了教民耕种、饮食，获得神农氏称谓的来由，这是面向生活实际，把先人的创造归功于先祖的业绩，以获得举族认同、万示祭奠的智慧。
炎帝在中国的出世不凡，还由于他发明的“饮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礼的本源。《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爆粟粒、烤小猪，挖土坑盛酒，用手掬饮，再用草槌敲地取乐，这大约就是先民视为美食美酒的盛事，用自己最得意的生活方式祭祀鬼神，表示对祖先和神灵的崇拜和祈祷，这就开始了礼仪的行为。祭祀礼仪从饮食行为中发端，盛放饮食的食器就成为礼器。食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就似食物盛放在容器中，食器也就成为饮食的符号。由此可见，所谓礼之初始诸饮食，揭示了文化现象是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中发生，这是中华民族顺应自然生态的创造，炎黄二帝的传说因为植根自然生态，因而世世代代传沿不息。
对于衣食住行古人称之为“百姓日用”，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学派的重视，从《尚书》的“惟服食器用，王用照德之。”《诗经》的“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周易》的“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到程朱理学的“百姓日用即道”，历代的鸿儒硕学莫不从衣食住行中阐扬哲理。并从具体的物质器用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创造出中国哲学中的道和器，形而上和形而下，理和欲，格物致知等一系列范畴，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活文化。
在古人心目中，生活日用与观念形态，有“形而下”和“形而上”之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道和器之别也是观念与日用之别。但在传统文化中这不是截然而分的鸿沟，而是可以沟通的。理学家所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揭示了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特征，这就是衣食住行在封建文化中并不仅仅是生存、享受的消费品，也是寓教于日用的载体，生活方式与伦理道德、等级序的三位一体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一大特点。人本在这种模式中，实际上是以伦理道德为本。
封建社会在世界各国都表现为等级统治的社会。在中国，保障这种统治的特殊形态是礼制，是规范人们生活日用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具体措施，历代王朝都以“典章”、“会典”、“车服制”、“舆服制”等各式条文颁布律令，管理和统治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行为。政治、经济的严格等分附以无处不在的伦理教化，使个人有强烈的等级意识和隶属感，表现在人格上多受制于权力支配，这与反躬自省的伦理道德相结合，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很难有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但这种隶属关系表现在感情上，又增进了人与人的相互依存和协调精神，个人依附群体，很少有孤独感，与西方宗教的出世心理相比，中国人具有更为充实和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强劲的亲和力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和绵延。对这一人本特质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评说。无可置疑的是，不论是儒家的仁礼，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治人，佛家的慈悲为怀，都以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为关注对象。各种学理和流派都不能离开人的问题而存在。这是中国式的人本，这一人本突出的仍是人的主题，中华文化缘此主题生生不息。所以说，使祖先与生命同在，文化与生活共存，认同祖先与认同文化血脉融为一体，这是中华文化的元典精神。
（炎帝文化与炎帝精神笔谈炎帝陵基金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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