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的李宗浩是国内外有影响的急救医学专家，曾参与筹建北京急救中心，长期担任该中心负责人，现任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救援医学分会会长。
早在20世纪70年代，李宗浩就向北京市和卫生部建议：建立现代化的急救体系。在中央领导的直接关心支持下，北京市于1982年获得意大利政府800万美元赠款，专门用于建立北京急救中心，李宗浩担任这个赠款项目的负责人。他提出，要建立一个“通讯灵敏，指挥有效，抢救及时，技术先进的急救网络”。1988年，北京急救中心建成并开业。
十几年过去了，记者面前的这个急救中心显得拥挤不堪：一楼是停车大厅，二楼至四楼都改建成了病房，六楼是手术室。狭小的院子被各种型号的救护车塞满，完全成为一个以抢救危重病人为主的大型医院。这种情况显然背离了立项之初的指导思想。中央领导也明确表示：当初规划合理的急救中心，不应该搞成现在这种医院模式。
李宗浩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连续4年写提案，要求尽快与国际通行的急救体制接轨，把“急救医院”改造成“急救网络”，目前这种集中停放救护车的情况必须改变。
那么，应该把急救车放在哪儿呢？
“放在社区里，放在交通便利的路口边，放在布局合理、星罗棋布的急救网点上。”李宗浩说：“‘救护车集中停放’只是表面现象，要消除围绕利益分配急救资源的现象，就必须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的急救体制。”
什么是“与国际接轨的、科学的急救体制”呢？李宗浩告诉记者，欧美国家的警察、消防、医疗救援的号码都是统一的，在处理危重病人时，这三大体系的资源可以互相替换；很多情况下，这三大体系的功能是交叉的。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是消防队员最早承担了救援伤员的任务，他们的警察、消防员一般都有初级医助证书。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还是由专业医疗救助人员负责救助工作。
在急救资源的区域分布上，欧美国家以点和面为主，形成一个巨大的蜂窝状体系，各区域之间既互相联系又相对独立；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以线为主，先设一个主中心，下辖若干子中心，每个子中心再管辖若干孙中心，形成一个集权状态的金字塔，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两种体系孰优孰劣一看便知。李宗浩认为，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一定要打破急救服务的垄断行为，实现“四化”，即：急救社会化、结构网络化、抢救现场化、知识普及化。
以美国为例，他们以社区为中心建立急救体系，没有我们这样庞大的“急救中心”，需要救助的人只要拨打“911”，电话受理中心会自动判断出方位，马上接通最近的救助点，迅速查明基本情况，立刻出车赶赴现场。一般来说，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能在4－7分钟之内赶到现场。李宗浩再一次强调：在缺氧状态下，大脑只能维持4－7分钟，中国人的大脑不比美国人的更坚强。
北京的救护车多长时间能够赶到现场？这个问题让李宗浩左右为难，好像怎么回答都不妥当。他拿出他写的那本赵朴初题写书名的《第一目击者——一个急救医生的手记》，翻到“主持抢救北京市副市长李润五”那一章：1995年11月2日上午9时，李润五心脏猝死，倒在市政府会议室里。4分钟，政府大院里的医生赶到；10分钟，市急救中心的医生赶到。从位于和平门的急救中心到位于正义路的市政府，最多两公里路程，几乎是一条直线，很近，也很顺。
“这个时间可算是急救中心最快、最理想的反应时间了。”李宗浩似乎回答了记者刚才提出的问题。但那是1995年，如今的北京机动车成倍增长，道路也一天比一天拥堵。当然，现在北京的救护车也比那时多多了，把出车的、不出车的、医院内的、医院外的都算上，总数恐怕已经有2000辆了。
采访到这儿，记者的心里涌出一丝凉意。以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和现有的一些急救网点，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眼看着命若游丝的危重病人一步步走向死亡，可那辆救命的车就是等不来，生死攸关之际，急救医生能出现在病人身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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