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爱情表现形式从古至今是有迹可寻的。古典宗法体制中没有爱情伦理的条款，只有婚姻伦理。所以爱情的表现形式都不入流，甚至受到敌视和抵制。只有到近现代汉民族生活秩序因现代价值理念转型而发生大的变动以后，爱情的表现形式才得以伸张开来，所以有了“娜拉出走”所激发的对旧家庭的全民反叛行动；有了“革命＋恋爱”的爱情激进想象；也有了“为革命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结合的婚姻等等。总的来说，一代又一代的情爱模式几乎都是从时代话语中拓下来而丧失了私人想象。
现在我手头有一本《香草山》，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营造的爱情乌托邦。讲的是一对男女青年通过信件相互传递爱的讯息，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传达共同的道德信念，也因此相知、相爱、最终结合。
本书封底上明白地写着：“香草山在哪里？香草山与伊甸园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爱在哪里？……余杰向我们讲述的，不仅是一个纯美的爱情故事，也不仅是一段纯粹的精神体验，而且是我们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朝圣之旅。”朝圣意味着放弃所有的私人偏爱，抬头仰望作者余杰所指的方向——那悬挂天边晶莹璀璨的“圣”。看来余杰这次不想再扮演“批评者”，他要在芸芸众生中播撒他个人的爱情道德理想（据说《香草山》男女主人公的原型就是他与他的妻子），做一个现代社会文化精神中布道的先知。
纵观余杰过去的作品，无不是戴着自由主义文人的道德光环。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没有了这个道德光环，他的根基是立不稳的。这种文字基调也伸进了这部小说里，堪称“满纸情和爱，通篇道德言”。但是，余杰忘了，小说永远都只是讲述个人具体而例外的事件，抚慰、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陪伴受伤的灵魂度过漫漫长夜。发道德之言，只能是道德说教者的霸权行为。看来，余杰不仅没有分清楚杂文与小说的文体界限，更没有搞清楚二者之间言说规则的区分。
《香草山》讲述的爱情可谓完美，男女主人公谈理想、谈道德、谈古今中外名人轶事和爱情经历、谈地方风情、也谈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等，一派除了愤世嫉俗就是饮酒品茗的清高文人姿态，那种抬头看天，罔顾脚下一地鸡毛的贵族化气味简直就是浓香腻人（这好像与余杰过去常常自我标榜的平民化大相径庭）。余杰绝对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他的读者市场是现代高校的青年学生，所以这部小说充分地投合了这批读者的阅读期待。余杰所倾心而加以美化的诸如郁达夫、萧红、鲁迅、朱生豪的爱情，如今却被余杰用来复制虚幻的煽情之火了。更何况，这一类爱情经历都是私人性的，用之于小说加以经典化，其危害结果可想而知。然而余杰管不了那么多，他要追慕古圣先贤，仿效他们的爱情模式，把自己的爱情经典化，造一个爱情乌托邦。他似乎比这些先辈们走得更远，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位先辈把自己的爱情经历来一个“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的经典化（除了被后人挖掘出来编辑成文集的）。
由盛气凌人的叫骂到今天摆弄出一副温情主义的面孔，余杰是真正理清了当代媒体文化的潮流与趋向。这种千面人是非常受世俗文化的喜爱的。到此我们终于可以看清楚了，余杰是并不拒绝世俗的，不过是借着学术文化的外衣来向世俗文化谄媚而已。不知道余杰的下一个面孔又会是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