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1925年生于北京。著名电影演员，报告文学作家，上海作协会员。16岁登上话剧舞台，21岁开始拍电影，1950年起兼从事电影文学和报告文学创作。
4岁上北京第一蒙养园，就读北京笃志小学，青岛江苏路第一小学，天津广东中学、耀华中学。
记者：你们黄氏家族至少出了你和黄宗江、洛、汉四个文化界名人，尽管今天极少有像你们那样热闹的家庭背景了，但你们幼年受到的教育在今天还是很有启发性。
黄宗英：我生在一个温馨自在的家庭里，父亲在清末留学日本，崇尚自由、民主、博爱，有一套“淘气教育”的说法。他常说“不淘气的孩子将来做不成事”，所以我从小就和哥哥弟弟们一起爬树打枣、下水游泳，跳个沟、翻个墙什么的都不怵，很小就自己骑自行车上学。黄宗汉淘得让我妈受不了，让二姐带到齐鲁医学院去了。住在天津的时候，我还从二楼阳台直接爬到楼顶去看书。我的这个“淘”还帮过大哥的一位被日寇搜捕、住在我家的同学，正好领他到楼顶平台看地形。所以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也是同祖国深重的苦难、同反法西斯战争是连在一起的。
“淘气教育”再往后延伸，就是自由发展兴趣爱好。我们都特别爱读书，大哥黄宗江还带着我们自办家庭文学小报《黄金时代》。父亲喜爱戏剧，给我们埋下了根，让我们这个书香世家锣鼓家伙刀枪棍棒一应俱全，至今还留下一张江、淮、英、洛四人戴着面具的“儿戏”合影，那时是玩，阴差阳错，竟真有四人结下艺缘。人之初，自好奇，做父母的切忌压抑孩子的兴趣和好奇心。
记者：你的几个哥哥弟弟差不多都进过大学，你只读到初中，但在表演艺术和文学创作两个领域里的成就并不亚于他们，这很了不起。
黄宗英：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特殊才华。小时候读《小妇人》，觉得自己像书中的三姐佩斯，心里想的就是做全家人的小太阳。由于父亲的早逝，家境突变，我就成了做活能手，不光织毛衣，还学会了絮棉鞋、做鞋帮、打胳巴、上滚条、帮里子，一心就想早点挣钱养家，供那四个哥哥弟弟们上学。所以16岁，我就跟随从燕京大学休学的大哥到上海“闯江湖”去了。
我老称自己所受的教育是“刘姥姥式”的———越没有什么，就越想要什么。一生都对上学、对读书馋极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坐在课桌后面。前几年，我70多岁还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自费旁听两个学期，每天6：20准时打车上学，坐在课堂上开心的不得了。我还学电脑、和冯亦代学习英语。由这种“刘姥姥式”的教育想到，我们其实不需要给学生的东西太多、太满，过多的知识也会把他们揣成精神胖墩，比胖墩更糟糕的，就是厌食症。填的太满，他会失去学习欲望。
记者：除了学习欲望，对于自学者来说，还有什么重要的？
黄宗英：习惯。谁也不能小看习惯的力量，首先是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有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有社会环境的熏陶。我和大哥黄宗江在上海剧团里的时候，白天排戏，晚上租一个亭子间用，大哥的同学像李德伦、黄裳等好多才子住在前客堂，天天高谈阔论，我听得明白听不明白都听，困了、睡了隐隐约约还在听，我管那叫“梦教”，“梦教”的熏陶使我知不足，就到处找书看，找人问，越问越想学。排戏的时候我多演主角，出场多，但我还是抓住间隙，在后台看书。
我还有个习惯，就是把一些感兴趣的知识抄在小纸条上揣着，随时背诵。在剧团的时候，连4分钱车票也想省下来，到哪儿都是走路，就边走边背字条，要是乘车更背的欢，怕把时间浪费了。直到老了，我还保持着抓空背字条的习惯。
记者：背诵习惯的养成也需要训练。
黄宗英：我们有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的不当，我看其实知识的积累离不开“记”和“背”，对低龄学生来说，“背”尤其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东西小孩子背诵起来不费什么力气，很好玩的，长大后理解起来却能事半功倍。现在有学校让小孩背诵一些古代典籍中比较上口的东西，我认为很好。舒乙办的学校就在做这样有意“背诵”的试验，这对人文教育的普及有好处。渴望学习，就会找到窍门巧记巧背。
我还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作家是靠记忆写东西的。前些年我患脑血栓后，许多东西都忘了，所以我现在还在想办法锤炼记忆。
记者：你和冯亦代老晚年生活还有那么多学习内容，是名副其实的“活到老，学到老”。
黄宗英：人一落生就想着做力所难及的事，一旦停止了追求，余下的就是机械的生理重复，生命就原地踏步了。我和冯亦代每年都订阅两千多块钱的报刊。到了老年，我又开始换笔，学电脑，小时候学的是学注音字母，只好在家里挂着一张“儿童学拼音图”。我现在身体不行，出门不易，在家读季羡林、费孝通二老送给我的书，补看一些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记者的文章。季老的《沙恭达罗》中有的外国名字我记不住，就一次次念出声。我总挣扎着想，至少要活得不能让他们这些大学者失望，明天最好不要比今天更笨，当然也不去做挡道的事。
作家离不开生活，现在我出门有困难，没法写了，我就想趁自己肺活量还可以，把以前作品录制成口语版，读给有眼疾的老人听。人之初，自有梦，学习是我永远的梦。一个梦圆了又追另一个梦。（摄影：侯艺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