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有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此言颇耐人寻味，从事艺术创作者须以此为训，为官者则更须力求这“第一等”的境界。
唐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被贬谪从永州调任柳州刺史。其时，柳州奴隶制的残余依然严重，且匪盗公行，疫病猖獗，民不聊生。柳宗元在屡经贬谪的情况下，依然热心为民兴利除弊，使柳州面貌大变，留下显赫政绩，就是因为其有“正气”有“襟怀”有“追求”。尽管柳宗元的“正气”、“襟怀”与“追求”不免带着封建时代浓重的报恩色彩，然而，其以民为本、富民为怀的思想和忍辱负重、不计得失的精神，是很值得后人崇仰的。
周恩来总理更是臻于“第一等”境界之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他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一生，就是实践“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的一生，人民敬佩、缅怀周恩来总理，就是因为他有可歌可泣的“第一等”的境界。
“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第一等的追求”，三者密切相关。“第一等的正气”是“第一等的襟怀”的基础；而没有“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则没有“第一等的追求”；有“第一等的追求”的人，必然是有“第一等的正气”、“第一等的襟怀”的人。
如今，那些甘愿当“太平官”、“糊涂官”、“省心官”的人，任凭“改革浪涌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些人没有“第一等的正气”，缺乏“第一等的襟怀”，何以有“第一等的追求”、“第一等的政绩”？而那些一朝权柄在握，即捞“房子”、“票子”的贪官，以自我利益为中心，除了谋求“第一等的个人私利”而外，还有什么心思什么动力为群众谋利益谋幸福呢？有的官也有一定的“政绩”，然而那些“政绩”是以牺牲群众的利益，牺牲可持续发展为代价的，这样的政绩，当然不是“第一等的政绩”。
“正气”、“襟怀”和“追求”，绝大多数为官者都是有的。然而，以“第一等”的要求衡量之，则未必。何谓“第一等”？概而论之，就是“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有益于人民的”。
为官须求“第一等”的境界。“第一等的正气”，要求为官者淡泊明志，志存高远，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抗得住歪理，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第一等的襟怀”，要求为官者豁达大度，宽宏雅量，放下官架子，甘当小学生，虚心纳民谏，真心集民智，切实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第一等的追求”，则要求为官者能够树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当地实际出发，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积极打造群众高兴、满意的一流政绩。
为官而求“第一等”的境界，是个人的崇高修养，更是老百姓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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