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籍看，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尤以贵族妇女最为突出。如《史记》既依皇帝本纪之例立《吕后本纪》，又专为皇后们立《外戚世家》，其地位相当于王侯勋贵。《汉书》因之，只不过因体例之故改《外戚世家》为《外戚列传》。至《后汉书》则立《皇后本纪》“以缵西京《外戚》”，使东汉皇后升格为《本纪》而全体提高其地位，这点较《史》、《汉》仅为吕后立本纪在观念上是一个大的变化，是东汉一些皇后直接参政并留下重大影响所致。此外，承刘向《列女传》之例，《后汉书》首开《列女传》之目，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及作用给予极大肯定。如《列女传》前论曰：“诗书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高士宏清淳之风，贞女亮明白之节，则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兴以后，综其成事，述为《列女》篇……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这是在肯定妇女才德在助益风化方面与男子无殊的前提下，认为史籍不应失载妇女，因而搜求东汉各方面才行高秀的女子撰成《列女传》，使妇女在史传记载中获得自已的应得位置，亦即使妇女获得与男子同样名垂青史的机会。
从史书体例标目设置上看，两汉贵族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也不亚于男子。两汉历史记载清楚表明，皇后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同皇帝相差无几，因此，太后干政也成为汉代历史一大特色。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备论外戚权势致祸盛衰，而追原两汉外戚得辅政柄权之重势，认为与皇后所处的特殊地位关系至巨。《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补，载武帝欲册立钩弋夫人子而先除去钩弋夫人之事，又记武帝曰：“往古国家之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是武帝所为，乃有惩于吕后之事，但此言颇可注意。按“主少母壮，女主独居”，实乃造成两汉皇后临朝、外戚辅政局面的重要客观原因，自汉初吕后直至东汉临朝称制诸女主，莫不如此。“骄蹇淫乱自恣”，则隐约折射出汉代女性贵族的特权观念与奢靡习俗。
考太后临朝、外戚辅政之局不自汉始，后人推原其事始于秦。《后汉书·皇后记》前论曰：“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赢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也就是说，三代以来虽有过幼主登位之事，但从无女主临朝、引外戚专制政柄之例，有之则自秦宣太后始；汉承其绪而频频出现女主称制、专断天下之局，东汉尤为突出，于是有此《皇后本记》之作。此外，汉公主多不讳私夫。如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武帝不但不见怪，反而呼为“主人翁”。鄂邑盖公主寡居，私通丁外人，昭帝、霍光纵容不问，更有大臣援列侯尚主例为丁外人求封爵者。是以《汉书·东方朔传》谓自董偃之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其著者如成帝许后姊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并为其小妻。
秦汉时期大多数贵族妇女身享特权乃至生活奢靡的现象，还能从其时的社会风俗中追溯其根源。秦人起自西戎，多存戎狄原始质朴之风，于中原礼俗濡染不深，是以“诸夏宾之”、“夷翟遇之”。先秦两汉史籍中屡言秦人之知母不知父的时代，《通典》卷196记：乌桓“俗与匈奴多同，其异者，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极故也。”赘婿现象乃母系习俗的反映，而秦代的母系习俗还可由赘婿一事看出。《汉书·贾谊传》谓商鞅变法鼓励分户，“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由此可见鼓励分户政策刺激了原有赘婿之俗的扩大。而西汉建立、刘邦即皇帝位之后，立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却未封其父太公。次年因家令之言，才“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对这种先尊封妻、母而后尊封其父的作法，有学者以为甚不可解。其实这是母系旧俗的遗存影响，仍在有意无意之间导致女子在某些方面的优先地位。汉代皇族中还多子从母姓之习。《史记》有《五宗世家》，司马迁说：“孝景皇帝子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按“同母者为宗亲”之说，显与父系宗法制以同姓同族为宗之说不合，应为子从母族旧俗之遗。《汉书·武五子传》载戾太子纳史良娣，生子号“史皇孙”，是为子从母姓之例。颜注引张宴曰：“皆以舅氏姓为氏，以相别也。”据此，似汉时宫中后妃生子各从母姓，以相区别。又《汉书·外戚传》称元帝为许太子，因其为许皇后所生。汉代皇族中子从母姓之习前人已有所注意，如《廿二史札记》中有《皇子系母姓》一条专论其事。子从母姓之例多见于皇室贵胄之中，一可证母系旧俗在秦汉时代之遗存，二则反映了其时贵族妇女身享特权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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