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末立宪派，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一般指清末在野的主张立宪并且积极参预和推动宪政改革的人士。立宪派大体包括如下互有交叉的两部分人：清末立宪团体的参加者，特别是其中的组织者及活跃分子；谘议局和资政院的部分议员。按照国内史学界流行的说法，立宪派是资产阶级，具体地说，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的政治立场、社会活动都能从这一阶级本质中找到原因，辛亥革命的走向也因他们的阶级本性而受到影响。笔者原也同意这一说法，但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逐渐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认识。
应该说，在国内史学界，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时，资产阶级就是企业家；而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时，凡是晚清时期主张革命的、主张立宪的，以至在新学堂、新军、报馆等任职的人物，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于是，立宪派就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然而，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恩格斯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也认为资产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者以榨取剩余价值的阶级”。由此可见，只有拥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家，才能算资产阶级。把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等成员算作资产阶级，实在是我们的误解。
按照这个标准，晚清立宪派显然算不上资产阶级。我们且举历史学界公认的有影响的二十位立宪派人物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二十位是：梁启超、张謇、郑孝胥、汤寿潜、谭延、孙洪伊、蒲殿俊、汤化龙、梁善济、林长民、吴景濂、袁金铠、许鼎霖、雷奋、马良（马相伯）、张元济、罗纶、孟昭常、罗杰、谢远涵。在这二十人中，马相伯系天主教世家，不考科举；罗杰是附生；雷奋是秀才，袁金铠是贡生；其他16人都有举人以上的功名（举人8人，进士8人），占总数的80％。这些人士中，真正具有企业家身份的，只有张謇、许鼎霖等寥寥数人。而张謇这样的人物之所以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固然由于他办企业的成功，但更重要的在于他有状元这样一个身份。上海办企业成功的人多得很，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张謇这样的地位和在立宪运动中的影响力，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绅士。当然，仅仅这二十个人，有人会认为选取人物的标准有问题。据台湾学者张朋园的统计，各省谘议局的议长副议长，几乎都是进士举人出身，当然，议长副议长也未必全是立宪派，但这两项统计合起来，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立宪派的身份背景，不是资产阶级，而是绅士。不能否认，上海、广东这些近代企业家较多的地方，企业家们曾支持立宪。但他们从不是立宪运动的领导者，而是新绅士的追随者和尾巴。他们不但没有绅士的影响力和政治能量，也缺乏对政治的热情。
绅士是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晚清，绅士们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是清政府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清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特权，如减免赋税、可以出入官厅、参与地方审判等。因此，绅士和清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关系。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为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
但在清末新政时期，绅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打击，很多绅士也像清政府的大多数官员一样，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因此，在新政的大背景下，不少绅士放弃了过去的保守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式学校、新式企业等新政措施。等到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这些参与新政的绅士们又大多加入争取立宪的行列。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有不少人出国考察、游览甚至进新学堂学习或留学，获得了新的知识；也有一些人参与兴办企业，成为实业家，因而在思想观念上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一切说明，绅士阶层正处在一种由传统精英向现代社会精英转变的过程中，正在成为新绅士。当然，后来的中国历史证明他们并没有真正完成这个转变，而是被新兴起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取代了。
如果说新政使部分旧绅士转变为新绅士，那么预备立宪则给了新绅士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机会。在清政府实施新政以前，绅士在地方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是，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他们互相之间在政治上很少联络。甲午战争时，康有为、梁启超曾发动举子们公车上书，然而上书过后他们就各奔他乡，没有在政治上留下什么大的影响。直到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中国的绅士集团才很快发生一个重大的变化。由于预备立宪，清廷放松了对集会结社的限制，使各地的绅士有机会成立形形色色的立宪团体，朝廷公开设立的谘议局、资政院也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再加上报纸、杂志、电报等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的迅速增加，轮船、火车提供的较以前大为便利的交通也容易促成新绅士形成全国性的集结。一旦有了一致的政治要求，此处一声号召，全国立即呼应。所以，作为全国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一种势力，立宪派是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产物。
清末最后数年，立宪派奔走呼号，力图争取在中国实现立宪君主制政治模式。这给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似乎立宪派信奉的是民主。的确，在清末，立宪派主张英国模式。但是，如果把清末民初立宪派整个活动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就会看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民国初年，他们为什么支持袁世凯？为什么不惜与革命派——他们曾携手推翻清王朝——对抗？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他们认为这个强有力人物领导的强有力政府，才可以重整河山，带领中国走出危机。而这个强有力人物使用的方法，绝不会是民主的。当然，他们也希望并且相信，在强有力人物和强有力政府的统治下，他们能获得一席之地。在立宪派的心中，在这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只有袁世凯才是真正的强有力的人物。所以，张謇在辛亥革命还没有爆发的时候，就到彰德拜访袁世凯。
依赖强有力人物和强有力政府来治理国家，说明立宪派并不是民主的信仰者。熟悉梁启超的人都知道他在晚清提出的开明专制论和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强有力政府论，虽然过去我们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实际上这才是立宪派政治理念的核心。这毫不奇怪，立宪派的出身，他们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是民主和法治的真正信奉者。
诚然，一些立宪派人士如梁启超在宣传民主、民权、法治、宪政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恐怕并不比革命派做的少。但这不是他们骨子里的想法，或者说不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也许理智与情感是分离的：理智偏向民主政治，情感和真正的行动则趋向开明专制和权威主义。换一个角度说，清末立宪派之所以坚决主张立宪，是因为只有立宪，才能限制他们不信任的满族贵族的权力，才能让他们在政权中拥有一席之地。当然另一方面他们也坚信，只有立宪才能够挽救民族的危亡。这样，所谓立宪就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强国御侮的手段，而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因此，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和信仰可以用下面几条概括：第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二，强烈要求参与政权；第三，信仰开明专制或权威主义。
立宪派或新绅士是主张实行立宪的，他们不想革命，也不希望革命的发生。但是，有两点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一，在新政和立宪中有所转变并具有一定能量的他们，急切希望在全国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政府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第二，他们虽然不革命，但对满族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不满，就是说，他们也有反满情绪，虽然这种情绪远远不能与革命派相比。他们尤其不满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去世以后少壮亲贵把持政权的局面，他们不相信这些纨绔子弟能够带领国家走出危机，走向富强。能够完成这样的艰难任务的，只有他们自己。
当他们期待的预备立宪诏书颁布时，他们曾为之欢欣鼓舞。但是，这种高兴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与清政府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实际上，立宪派人自己明白，立宪的实行固然可以延续清政府的统治，但必须以皇权的削弱为代价，填补皇权削弱这个空白，便是立宪派自己。换句话说，立宪派人支持清政府不是无条件的，是要以清政府的让步也就是让他们参与政权为条件的。立宪派人是否支持清政府，要看清政府是否应允这个条件。不仅如此，立宪派之所以一再要求开国会，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有一个不能说出来的愿望：就是要以国会来控制清政府，控制这个日益衰败的无能的政权。作为个人来说，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或政治势力来说，他们的意图就在于此。清政府存在的时候，他们要向清政府争地位和政权，后来革命爆发以后，他们同样向革命党争地位争政权。武昌起义以后立宪派人的行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在宣统年间的清政府中，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认识到清王朝所面临的危机，更不会有切实可行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他们不会意识到这些既没有枪也没有炮的立宪派人士能够对清王朝的生存造成威胁。所以，当清政府不肯立即开国会之时，当皇族内阁成立之时，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有限支持也就宣告终结了。立宪派离心倾向的加剧以及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武昌起义爆发后，由于立宪派加入革命阵营，使革命的进程大大加快了。前面说过，立宪派人在地方上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是对民众的，也包括对相当多的地方官员。因此，从武昌起义到清廷宣布退位，不过几个月时间，一个貌似强大的政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立宪派抛弃清政府应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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