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19日到9月6日，2002年全国大专辩论会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播出。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辩论热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世纪的这次辩论赛得到的关注显然要少得多，比赛没有吸引到赞助商，收视率大不如前，除了大中学生群体外，真正热心的观众并不是很多。而在互联网上，一场关于“辩论是否已经死了”的讨论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中对辩论赛持批评态度的占了绝大多数。在风光了十年之后，是什么使辩论赛的光环暗淡了呢？
一项调查显示，54.90％的人认为现在的辩论“简直是作秀”。一位曾经喜爱这项活动的人这样形容现在的辩论：“滔滔不绝，声嘶力竭，手舞足蹈之后是一头雾水。”有人评价说：“听到‘对方辩友’透出的一股子虚伪和呆板就烦。”著名学者余秋雨几年前曾批评说，现在的辩论前期准备太多，现场即兴智慧太少。
准备过度的辩论赛不可避免地成了“辩论表演”，评委们打分的时候也只好更多地看谁“表演”得更精彩。于是着装、手势等“形象”的得分比重被加大了，而观众却渐渐厌倦了这种“表演”形式的辩论赛。本次大专辩论赛的组织者显然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评委之一的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代表组委会表示，将加大自由辩论、盘问和观众提问部分的评分比重，尽可能减少提前准备的比重。但从比赛来看，组织者的一番苦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辩论场上你来我往看似热闹，而真正的短兵相接却极少，往往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要不就来个“对方辩友又间接支持了我方观点”这样的语言“串场”，以显示“现场感”。决赛录制现场甚至出现了这样可笑的一幕：导演发现一位四辩的辩词没有录全，这位四辩竟然流利地把辩词又表情丰富地演绎了一遍。观众在佩服其背诵工夫之余也恍然大悟：“居然没有一点儿即兴的东西。”有人忿忿不平：这不是表演么？
是什么使辩论赛走进了“表演”的误区呢？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辩论赛特别是全国性的辩论赛已经成了很多学校为提高知名度而竞争的场所。学校领导很重视，学生的压力很大，带队老师要立‘军令状’，学生在比赛前要封闭训练几个月。功利心太强导致了辩论赛的准备和表演过度。”与此不同的是，港澳台地区的学校普遍把辩论赛作为一种业余活动，台湾东吴大学在参加大专辩论赛时竟由高年级学生带队，这在内地的高校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杨东平教授深有感触地说：“这才保持了辩论赛的正常功能。”
的确，在全国大专辩论赛上夺冠进而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专辩论赛是一项诱人的荣誉。从1993年第二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掀起高潮以来，每次参加比赛的大学都名声大噪，每次夺冠的队伍甚至选手都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声誉。想赢怕输的包袱压上了很多学校的肩头，一所曾经获得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的大学甚至不敢再派出队伍参加辩论比赛，曾经获得该校校内比赛最佳辩手的学生自嘲地表示：要是输了，学校的脸往哪儿搁？
另一个让辩论走入误区的重要原因，是辩论已经不仅仅作为比赛而存在，它也成为电视节目的一种样式。电视辩论赛也是很多电视台的“名牌栏目”，电视台热衷于搞这样的“有文化品位“的比赛，当然首先是有可视性。所以，几乎所有的辩论赛都是录播，选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演员”，不仅要衣着光鲜，有时甚至要“补镜头”。
该如何解决辩论越来越趋向于表演的问题呢？很多人献计献策，不外乎改变相对乏味的辩题和改变有些死板的规则。以本次全国大专辩论赛为例，很多观众包括某些评委都认为辩题的设置不够精彩，在全部辩题中，似乎只有“网聊有聊还是网聊无聊”算得上是一个好辩题，其余的大多数辩题不是显得过于陈旧，就是说理痕迹太重。现场的观众由于难以深入到辩题中间去，而提出的问题又必须经过评委投票才能通过，因而一个有效问题的提出都显得很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委表示，辩题的选择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如果能放开手脚精选一些贴近生活同时更加实际的辩题，一方面能使比赛迅速进入有实质接触的攻辩，另一方面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事先准备的作用。相对于辩题的格式化和思路近似，辩论规则其实已经逐渐有了大幅度的修改，而改变的中心就在于立足于“辩”而不是“论”，很多民间的比赛也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比如增加自由辩论的时间，增加正反双方的盘问。有人也提出，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应该由主席叫“停”，并要求被问方作答。担任过很多辩论赛评委的余秋雨认为：“规则是必需的，连玩牌都要有规则，但这个规则不要太细，要更人性、更公正、更好玩。”
真正意义上的辩论不应成为名利的垫脚石，也不应是纯粹技巧的展示，它应成为一个思想闪光、能力展示的场所，给人以启迪和快感。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说：“辩论不应该承担学校竞争的功能，还是让辩论回归辩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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