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塬下，灞河之滨。
一块古老而略显偏僻的土地。
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所军校谱写出了一曲曲“科技强军”之歌：近年来承担63项科研课题，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37项；先后完成了一系列填补国家空白的重大科研课题，为国家节约资金数十亿元……
“没想到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能创造出这样的成绩；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年轻的群体；更没想到创造出这样成绩的竟然是一个系！”一位首长视察空军工程大学时，连说了三个“想不到”。
几年前，空军工程大学一系的一位老教授去部队调研，看到本系的两名毕业生竟在厨房“操刀弄铲”。老教授陷入了沉思，是军校培养的人才不合要求，还是部队缺乏对学员的信任？
经过调查发现，是学员动手能力差、学用脱节，“磨合期”过长所致。学院意识到：必须按部队需求超前培养人才，把课堂向战场延伸，实现人才与新装备对接。
落好每枚子，下活整盘棋。为使每名学员的课堂知识向素质能力转化，工程学院一系形成了“两个特别”，即：在专业学习上，难度要高于所学，应用要宽于所学，加强知识的横向联系，促进能力转化；一门课程测试，笔试和能力测试均通过才为及格；学用的紧密结合，良好的激励机制，使学员的素质能力得以提高，确保了“校门”与“战场”的“零距离”。
在科研中，一系高层次人才群体始终把有助于发挥武器装备最佳性能作为课题确定的依据。
某型新机高原作战研究试验是个极富挑战性的航空难题。面对这个难题，国外曾模拟海拔3000米的高原做过两次试验，皆因发动机超温爆炸而失败。如何使新机在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高原上成功起降？在高海拔的试验场，课题组组长李应红和同志们一下飞机便领略了高原反应的厉害——头疼、恶心、流鼻血。
可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闯关夺隘，还有一道道技术关隘。发动机爆燃、起动功率不够、在某高度以上禁放起落架、高原座舱的余压可能对飞行员造成损伤……
课题组顶着身体被高原反应击倒的危险，奋力攻关。李应红和谢寿生提出了发动机高原起动方法；徐浩军首次建立了“人—机系统飞行安全模型”，制定了在高原放起落架的安全措施；侯洛源等研制出了高原飞行模拟器，并计算出确保安全的飞行数据。60多岁的贾莲英副教授研制了座舱压力实验器，并冒着耳膜被压破的危险坐进飞机座舱，亲身体验飞行员在座舱压力发生变化时的真实感受；李曙林教授等对轮胎提出改进要求，突破了轮胎速度性能的限制。“拦路虎”一个个被歼灭，2000年6月22日，经过两年的顽强拼搏，新机高原首飞成功。在世界高原航空史上，一系人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多年来，某型飞机的加油因需时间长、人力多而成为影响飞机快速反应能力的“瓶颈”。1998年，空军首长下决心要对该型飞机的地面压力加油系统进行改装。部队的需要就是命令，课题组的同志痛下决心：前面就是沟壑纵横，也要辟出一条路来！12月的某试验中心，寒风刺骨。课题负责人之一、65岁的陈廷楠教授双耳双手冻得发紫，仍坚持和大家一起作节流试验。而此时，他在美国读博士的儿子不幸肝坏死，手术后又产生强烈的排异反应，导致全身瘫痪。一边是家庭的巨大不幸，一边是“立下军令状”的研究课题，老教授陈廷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
2000年8月，一架改装后的某型飞机在众多专家的瞩目下进行加油试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飞逝，液晶显示板上油量数字欢快地跳动着，时间显示：14分53秒。
成功了！又是一系的教员，开创了我国飞机地面压力加油数字控制的先河。
空军工程大学工程学院一系被部队官兵亲切地称为“机务‘110’”。1999年国庆阅兵前夕，空军某型飞机将接受检阅，可在训练中出现了发动机“喘振”问题。剧烈的“喘振”会造成空中停车，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只能有远离战场的实验室，而不能有远离战场的课题”，一系专家主动请缨，立志啃下这块“硬骨头”。在调查和研究中，他们查看的资料足有半人高，最后终于攻克了这一顽症。几个月后，这种战机参加了首都50周年国庆阅兵。
长期以来，由于寿命原因导致发动机短缺一直困扰着各国空军。1992年，我军第一批主战飞机接二连三地发生因发动机涡轮叶片折断导致的等级事故。怎么办？情况紧急，1000多架飞机面临着停飞的危险！他们先是到发动机修理厂进行调研，在堆满大修履历本的档案室里，查阅了1000多部厚达两寸的卷宗，记下了每台发动机的故障情况，进行了四次100小时的长期试车，终将发动机的寿命延长了一倍，成功地解决了部队飞行训练缺少发动机的难题，仅发动机延寿一项就为国家节省经费数十亿元。
就这样，他们攻克了一个个难题。在部队，官兵们都把一系的专家教授当作自家人。无论是飞行安全上的难题，还是维修保障的小事，只要和部队战斗力建设有关的事他们都尽力尽责地做实做好。“闻鼙鼓而思良将”的古训使他们铭记：全心全力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