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的就业压力

刘伟：一九五七年生于河南，一九七八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先后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伟：中国就业压力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如果说发达国家的就业问题是个周期性的问题的话，那么在我国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就是一个长期面临的基本问题，要始终给予高度重视。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总量大，农村5亿多劳动力、城镇2亿多；而且劳动力的新增量也很大，每年13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人口的总量。

二是从我国经济结构变化上看，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工业化加速时期最显著的社会变化就是农业产值和农业人口比重持续下降。1978年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2％，到现在是45％，在当今世界里没有任何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中使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得如此多。未来30年中，中国农业人口还要再下降30个百分点，未来农村转移人口的规模和速度都还将进一步加大。

三是失业与空位并存的问题在短期内只能缓解，而不能最终解决。我国劳动力总量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又有限，存在大量没有受过培训的简单劳动力。因此，劳动力素质问题也是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记者：经过多年的改革，你认为中国就业问题发生了哪些重大转变？

刘伟：首先，中国就业问题越来越与经济增长本身密切相关。过去，劳动就业方式与经济增长长期脱节，是为就业而就业，而非为经济增长和效率需要而就业。而现在的体制改革中，就业直接服务于经济增长，直接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1980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就业矛盾不太大，那就是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每年平均增长达9.8％。当经济增长1％时，会带动170万人就业。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企业用人越来越考虑效率，目标是效率，而非社会目标和福利目标。不可能再维持原来的低工资高就业状况。

其次，劳动力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已成为中国劳动力配置的基础性力量，中国劳动力市场机制基本形成，这也是中国劳动力就业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劳动力市场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是市场定价，而非政府定价；二是劳动力福利是社会化保障，而非政府行政保障。目前，农村劳动力工资完全由市场定价，城镇劳动力名义工资80％由市场决定。过去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城镇职工是行政福利体系，而非社会化福利体系。当前尽管历史遗留问题很多，总方向是朝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也将从根本上摆脱行政隶属关系。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市场有风险，市场带来的不稳定、不确定性问题都会表现出来，这也就更增加了就业市场的复杂性。

再次，劳动力供给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培养和职业训练也有所改观，以前由国家单一承担，现在变成国家、企业、家庭共同承担。就业不仅由国家决定，也是企业和家庭的问题。

记者：面对就业压力和目前的经济状况，你认为可能实现既要充分就业又要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吗？

刘伟：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与就业目标是同方向的，经济增长越高，就业越高。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因果关系。

从实践上说，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期，没有理由经济一直走低。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方面看，经济存在潜在活力。

从投资需求上看，工业化加速时期，工业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基础设施、技术改造等超前产业与工业制造业本身会很活跃。未来正常固定资产投资不会低于20％，所以要从动员民间投资、保护投资者权益等体制改革，去建立适应市场的有效投资机制。

从消费需求上看，中国人多，消费增长一点，总量就很大。物质存量影响未来消费，原有人口消费增长不会是太大，但每年新增的1500万人口会创造消费。80年代经济增长10％，其中4个百分点是由新增人口拉动。

从出口需求上看，出口递增率高，平均每年不低于15％。今年1到7月份，进口增加13.2％，出口增加16.2％，达到了150多亿元的贸易顺差。

中国是开放中的发展大国，需求不会长期低迷，中国也具备让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可能。今年上半年，投资需求就增加24％，商品零售总额增加了8.6％，出口需求增加16.2％。总体上说，投资和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比例大体是四六开。今年上半年，投资和消费分别拉动经济3％，出口拉动1％多，使经济增长达到7.6％的格局，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都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