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校长与学生在一起”铜雕像 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是与党和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大学讲授形式逻辑的教师王方明，就曾经应邀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讲解有关形式逻辑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黄达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不合理的比价必须调整”。面对个别高层领导的不同看法，他耐心地解释说：“调整比较价格必将使物价水平有所提高，所以物价水平会在时而平衡时而有所提高的交替过程中呈上升趋势。但只要把物价水平的变动控制在调整比价所必需的限度内，就不会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障碍。相反，比价不合理的矛盾越积越多，于经济发展很不利。”以后的实践表明，黄达的建议是正确的。
罗国杰1996年5月16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几个重要提法的建议》，对集体主义的要点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并对集体主义进行了层次划分。9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关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意见征求会，请罗国杰参加。他在会上就集体主义精神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做了阐述，并建议“在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讨论稿‘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这段文字的后面加上‘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八个字”。党中央很快采纳了罗国杰的建议，将讨论稿改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这样就与稿中的“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共同构建起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道德建设总布局。
1997年4月16日上午9点，人民大学教授高培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为题，向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以及有关部委主要负责人讲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理论，并分析当前税收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及今后的政策选择。他指出中国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偏低，潜伏着一定的风险。问题主要出在转轨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规范上。他明确提出，“改费为税”对于铲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具有打基础的意义。第二年，中国财政税制改革加入了“费改税”内容。以后，为了全面表述这项改革，将“费改税”扩展为“税费改革”，并实行至今。
1998年12月19日，人民大学青年教授龙翼飞参加中共中央第八次法制讲座。龙翼飞讲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人民大学分别从法律系抽调9名教授、劳动人事学院抽调3名教授，组成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课题组，校领导亲自抓这个课题，老教授做幕后工作，年轻专家登台亮相，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这项任务。
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怎样开发西部成为社会热点。人民大学胡乃武指导他的博士生董藩及时提出“创新和拓展西部开发的融资思路”和“轻重工业并举发展，加快西部开发步伐”两份咨询报告，引起中央及陕西、四川、云南、西藏等西部省、市、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继后又针对西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导博士生董藩等写出《大开发不等于乱开发》，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李岚清、温家宝副总理批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参加为中央领导举办讲座的专家学者人数，人民大学排在全国高等院校前列，总人数不少于14名。著名历史学家戴逸、著名刑法学家高铭暄、著名法学家许崇德、著名法理学家孙国华、王思治、著名民商法学家王利明、著名国际法学家郭寿康、著名清史专家郭成康、成崇德、陈桦、黄兴涛都曾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讲解有关专业科学知识并提出建议。同时，还有不少教师参与了国家“七五”、“八五”、“九五”、“十五”计划前期课题研究。并针对“十五”期间国家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GDP增长速度、劳动就业的目标与政策措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发展等14个问题，提出研究观点，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还有不少教师参与了党和政府一系列重要文件起草的咨询性工作。还有不少教师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各立法机构、国务院各部委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制定工作。还有不少教师参与建国后国家几乎所有重要法律、法典的起草工作，并经常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司法部门的委托，就法律问题提供咨询。
一位权威人士说，中国人民大学能有众多专家学者参与国家决策工作，基于两个原因，其一，社会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大到政治方向理论，具体到国家的管理，都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其二，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关注社会，贴近现实，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企业经营管理、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对外开放以及国际政治等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能够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有创见性的意见和建议。
大量的事实表明，党和国家对于中国人民大学这一个“智库”是满意的。
刘少奇曾说过，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事先同苏联的斯大林商量过。
在中共历史上，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5人，是党内著名的“五老”。上至中共中央主席，下到普通党员，党内任何人见了“五老”，都怀着一份尊重的感情。
创办一所大学，事先同兄弟党领袖进行磋商，并委派受到全党尊重的“五老”之一吴玉章出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建国至今，绝无仅有，这样的事今后也不可能再发生。由此可见党中央对人民大学寄予的厚望丝毫不让中央党校。
但是，人民大学又完全不同于中央党校。不仅开设专业不同，使用教材不同，培养对象不同，而且，人民大学早已形成了以全日制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网络教育等全方位、多层次的办学格局；开办了56个学士学位专业、91个硕士学位学科点、64个博士学位学科点、8个博士后流动站、25个全国重点学科；从国外请来了大批国际一流的学者讲学、任教；开设的专业覆盖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
人民大学来自黄土高坡，长期接受革命传统的熏陶，有鲜明的“延安味儿”，这是事实。但是，还要看到人民大学具有“兼收并蓄”的浓郁色彩。不排斥西方文化中积极的成分，历来重视从人类文明中汲取营养，是人民大学办学的一大特色。专攻西方经济学的高鸿业，1957年从美国回来进入人民大学后，时任经济系系主任的宋涛就把介绍西方经济学的任务交给了他：“你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介绍西方经济学。”从此，人民大学开出了《西方经济学介绍与批判》这门课。第一个在全国高校设立世界经济教研室的，是人民大学。中国第一部西方主要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译本，是人民大学的苗力田从古希腊文直接翻译过来的。第一个在我国高等院校开辟西方文艺理论史课堂的，是著名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人民大学的缪郎山。全国通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人民大学主编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富布莱特项目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很有争议的项目，最早参与并长期坚持这个项目的高校，是人民大学。全国高等院校第一个从发达国家引进学术前沿教材、翻译西方经济学原著；90年代继续翻译出版国际上第二代经济学专著；进入新时期，翻译出版《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哈佛商业评论精粹》第三代经济学专著的，都是人民大学。最早同欧盟建立中欧合作项目，为中国认识了解欧盟作出重大贡献的，仍然是人民大学。中国进入老年社会之初，老年问题尚不为人们重视，是人民大学的邬沧萍主编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社会老年学理论专著《社会老年学》，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外界只知道，人民大学有一个国民经济计划系，却不知道在全国高校，是人民大学首先看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宏观调控，并主动适应国家体制改革需要，第一个将这个系从名称到内容全面进行改造，改为国民经济管理系。以后，其他高校参照人民大学的做法也同样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历来受大环境的影响很深，很容易受到来自“左”或右两个方面的干扰。一些搞人文社会科学的单位曾经受过这两方面干扰的一些影响，外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不应该以讹传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实际工作中，一旦发“左”或右的偏向，就立即予以纠正，坚决排除来自“左”或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在人民大学走过的道路上，这样的实例俯首即是。
1958年，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两校曾抽调210多名教师、研究生组成一个调查组，由人民大学一位副校长负总责，下设3个小组，分别前往河南信阳、鲁山、河北蒿城三地，进行农村社会调查。3个调查小组在长达6个月的调查中，发现人民公社存在大量严重问题，决定写一份3500字的调查报告向党中央反映。这件事正在进行过程中，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形势急转之下，向中央上万言书的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首领。最初对两校调查结果表示满意的北京市委，一夜之间态度180度大转弯。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贯彻庐山会议的干部大会上，北京市委一个领导干部严厉批评“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写了一份180万字的调查报告，从根本上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担任信阳调查小组组长的是一位1944年参加革命的经济学家，他听到北京市委乱扣帽子，当场拂袖而去。以后，他被批斗了3天，包括他在内的9名调查组成员被撤销党内外职务，分别下放信阳、鲁山、河北藁城劳动改造；其他师生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调查组成员事后也没有跟着“左”的错误路线跑。
进入20世纪70年代，“3P”问题：Poverty（贫困）、Population（人口）、Pollution（污染），开始成为世界三大难题，引起各国的普遍重视。当时在中国，人口学还是学术“禁区”，人民大学邬沧萍就毅然投身人口学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人口统计学》、《世界人口》，并执笔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一份《人口研究报告》。在1981年召开的国际人口学年会上，西方攻击中国控制人口是强迫命令；中国代表团内部竟有人认为，西方的攻击“无法反驳”。邬沧萍坚决反对这种软弱无能的论调，他在发言中以大量的事实和理论依据证明：“强迫命令不是中国的国家政策”，有力地驳回了西方的攻击，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以后在1985年召开的全国“人口地区规划会议”上，个别领导干部毫无根据的提出：今后几代人都要实行只生一个孩子、长期严格控制人口的地区规划，直到一百年后中国人口降低到6至7亿。邬沧萍再一次以一个人口学家的清醒头脑，分析说，这样的算法如同是在玩“数学游戏”！他说中国人口确实必须严格控制，但必须实事求是，绝对不能制定不切实际的人口政策。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尚品德在于，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由这样的品格薰陶出来的学生，当然与众不同。1952年8月毕业于人民大学俄文系的张志新，是其中一个代表。她同“四人帮”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宁死不屈的光辉事迹教育了全党；1962年11月毕业于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的胡福明，是其中一个代表。他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全党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1966年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陈锡添，是其中一个代表。他1992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东方风来满眼春》，率先向全国传达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内容，为坚持改革开放正确路线，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展的数百幅图片中，有一组图片格外引人注目。一张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第一次邀请中国一所大学校长参加哥大新任校长就职典礼，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与这所世界一流大学新任校长李C.包林吉（Lee C.Bollinger）的合影；一张是程天权访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等著名大学时，与耶鲁这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理查德C.莱温（Richard C.Levin）的合影。
中国人民大学已同欧洲、美洲、亚洲、南非等地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所大学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引进、翻译出版了《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等国际上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经典教材；成功地举办1985—1995为期十年的中美经济学交流福特基金项目，实现了在我国第一次最大规模、最系统地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成功地开展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中美法学教育项目、中荷政府文化交流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并与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国大学间达成80多项合作协议，从而形成了全方位向前推进对外合作交流的可喜局面。现在，人民大学平均每20天有一位港、澳、台和国外著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来访；每周有一场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召开；每月有一位国际知名学者、外国驻华使节或外国政要来学校演讲。
国外为何如此重视同人民大学的交往呢。西方一位评论家说得也许有些道理：“中国人民大学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对中国未来说得明白的地方；是培养训练者的地方。”
加强与“说得明白的地方”“培养训练者的地方”合作，是任何一个国家及所属高等院校都不愿放弃的。1997年12月，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应邀访问美国国务院，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葛维堡直接与他进行会谈。1998年6月根据中美双方的联合倡议，在人民大学成功地举办了“首届中美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和学术研讨会。克林顿总统给会议写来贺信。以后又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欧洲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和“21世纪亚洲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
2000年12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影响。哈佛、耶鲁、斯坦福、剑桥、牛津、巴黎、洪堡、慕尼黑、维也纳、莫斯科、早稻田、京都、东京大学、南非大学等世界132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到会，成为世界法学教育界的空前盛会。次年又举办“欧洲一体化与中欧法学教育合作暨中国——欧洲著名法学院院长联席会议”。继后于2002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办“21世纪亚洲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这次论坛是亚洲首次最高层次的法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其规模在亚洲地区是最大的一次。
2002年5月25日，诺贝尔奖获奖者、“欧元之父”蒙代尔带领哥伦比亚大学代表团来到人民大学，并与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签署“经济政策与财政金融管理”合作协议。
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就对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考核结果表明，在全国高等院校中，人民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布法罗分校合办的EMBA项目水平质量最高。
在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人民大学吸引了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印度、索马里等来自112个国家的留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有80位国际人士被人民大学授予名誉博士或名誉教授，100位外国专家被聘请为客座教授。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故事。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人民大学1998年授予他名誉教授，他事后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高等院校授予一个人名誉教授，往往首先要看这个人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这次怎么会出现人民大学授予斯蒂格利茨名誉教授在前，斯蒂格利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后呢。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人民大学在加强对外交往过程中，具有对国际学术前沿深邃的洞察力。
吴玉章、成仿吾、郭影秋、袁宝华、张腾霄、黄达、李文海、马绍孟，人民大学的历届校长、党委书记率领全校师生员工把这所学校建设成了在中国举足轻重的重点大学。进入新世纪，校长纪宝成、党委书记程天权这对既有人文社会科学背景，又有宏观管理和名牌大学行政、党务管理工作经验的黄金搭档，肩负起了把中国人民大学建设成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学的重任。
一次，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找程天权谈话。程天权发现，在部长提到的十几个专业中，竟有七八个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过去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还能再这样说吗。国外早就不是这种情况了。国外现在最重要的学科是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程天权的这个判断，在另一个场合得到充分的证实。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位权威人士在出访国外期间，发现国外普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于是问当地高等院校学生的分科比例，回答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正在超过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人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忽视科学技术呢？对方说不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如何运用科学技术这个生产力，协调管理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以造福于人类。到了乌克兰，他又把这个问题向乌克兰科学院院长巴顿提了出来。巴顿过去是一个电焊专家，苏联解体前曾担任过苏联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这位权威人士问他，21世纪什么科学最重要？他说：社会科学。为什么？回答是如果没有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人类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如何走向未来了。而且，这已经在东、西方取得共识。
人文社会科学既然如此重要，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大环境就应该十分理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认识并没有到位。反映在高等教育领域，突出的表现是重理轻文。并且这种倾向在我国派往西方学习的留学生中反映同样突出。
教育界一位权威人士说，尽管人文社会科学在治党治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重要作用，现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培养的大量学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但是，我国对国外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在高等院校，学习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学生比例高的国家，在全世界范围，除了前苏联，就是中国。
他说，这在一定历史条件发展阶段是必要的，但从长远考虑必须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要进一步提高中国人的素质，继续提高大学入学率，就必须考虑如何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大学生占的比例，加大对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的投入。
现在，客观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江泽民总书记就人文社会科学一再强调要做到“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这无疑为人民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人民大学已经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校长纪宝成说：要把人民大学建设成为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要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学校的教学、科研和各项工作。为此，人民大学确立了“一二三一”的工作思路：“一”就是高举“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旗帜，增强机遇意识，加快学校发展；“二”就是切实抓好学科的规划与建设、校园的规划与建设；“三”就是抓改革，抓调整，抓管理，在改革中发展，在调整中前进，在管理中提高；最后一个“一”就是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研究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出有深度、有分析、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繁荣新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作贡献。本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办学理念，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中国人民大学只有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远大理想、高尚情操、创新品质和实践能力的“优秀建设者”，才是与时俱进、真正一流的高等学府。
校党委书记程天权说：中国同西方国家比，自然科学在许多方面尚有差距。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比不过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可能性非常大。
这样的分析能成为现实吗？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学区的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上，坐落着吴玉章的全身塑像，背景是茂密的苍松翠竹。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一生忧国忧民，他在任期间，将国家给人民大学的拨款全额上缴，因此，人民大学历史欠账沉重。在争创世界一流的时候，这个问题很可能成为一个瓶颈。
只有突破这个瓶颈，人民大学才有可能步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快车道。
突破这个瓶颈，也需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在我们殷切期盼中国人民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时，从人民大学校园里传来了学生演奏《新春乐》的悠扬乐曲声。
春天属于“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人们。
中国人民大学正大步走向光辉的明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