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如果能抛开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那么在很多人的眼里，这东洋的岛国或许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块“飞地”，至少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中国文化的狂热捍卫者辜鸿铭老先生，就曾表示过中国文化在日本延续之类的意思。这种对于中日文化关系的估计距离事实有多么远很难说清，但我们的确可以从日本文化中的很多地方看到其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前有幸参与了日本古典文化艺术访华使节团进行的“三道”表演——“茶道”、“花道”和“香道”，近距离体验了日本意义上的高雅与古典。对于“茶道”和“花道”大概多数人都不太陌生，而“香道”听起来则更离奇一些。实际上，“香道”就是焚烧香料并感受其气味的一套仪式，发端于礼佛进香，兴盛于古代贵族的厅堂之上，而今已成为日本人生活中艺术化的精致部分。日本这“三道”，无不发源于中国，但现在它们发展的面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具有一种完全陌生的感觉，使我们从中看到一些在中国不可能看到的神圣而庄严的东西。
喝茶、插花与闻香，中国人也在做。但面对东洋“三道”时的那种陌生感，恐怕完全因为在我们这里，这些活动都没有被刻意仪式化。这些仪式在观者心中产生了距离，而距离诱发了对于神圣与庄严的想象，于是，香、茶、花都上升为“道”了。
仪式在中国古代被称为“礼”，本来是生活中很重要的环节，一个“礼”字，把很多做人的规矩都规定了下来，比如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见面怎样打招呼、怎样吃肉、怎样饮酒、在特定的场合应该说什么话等等。中国古人对此也很重视，错乱了就是“非礼”，而“非礼”的人无父无君，只怕就离禽兽不远了。但中国古代的“礼”范围太广，笼罩了生活的一切角落，直把社会政治制度也一起规定了下来，于是时代一改变，制度出问题了，引起“礼崩乐坏”，连带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也受到了冲击，一起面临被淘汰的危险。春秋时代的社会剧变距今太远不必提了，单就辛亥革命来说，生活中日用的一切礼仪都作为“封建糟粕”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礼”所可能带来的神圣与庄严的感觉也被消除了，只剩下一些什么都不敬畏、什么都不相信、惟实利是从的作派。在这个现象后面，还贯穿着一条要命的思路，那就是我们总认为自己一旦掌握了某种实质性的内容，其外部形式就是可有可无的了；只要是真理，如何表述它完全无所谓。这种思路实在不能算错，如果我们能保证某种特定的内容永恒不变的价值，承载这种内容或意义的外在形式确实并不重要。从前孔圣人说过：“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就是说礼乐的外在形式敌不过其包含的内在价值；后来六朝的名士大骂礼法之士的虚伪，将所有的纲常名教都斥为虚文，自称“越名教而任自然”，追寻内心真实的感受也是本着重内容而不重形式的思路。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回头看圣人这句断言，有了玉帛钟鼓，的确不意味着就满足了礼乐存在的一切条件，但若是没有了玉帛钟鼓，礼乐就完全无地容身了；而纲常名教固然是虚文，但六朝名士们追求的“自然”也未必更真实。在古代，无论我们如何命名它，总有被人们视为在文化传统当中支持形式的某种内容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到了今天我们如梦初醒，发现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一度最真实的内容都遁逝无踪了。如果没有抓住残存形式的方法，那么一切传统都会像竹篮里的水一样流失掉，而文化的线索也就随之中断了。
在日本，人们因为我现在还不知道的理由，始终没有放弃作为自身文化传统的外在形式，没有放弃对于“道”的仪式操演。东洋的“礼”不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的价值观念，同样也是可被表演出来的一整套礼仪形式。可能，正是这些仪式在无意识当中抵挡了西方文化的侵蚀，并且在一定时机下回过头来重新显示了一种东方文化传统的神圣与庄严。用强化仪式的方法来挽救传统的内容，这是中国没有想到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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