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人民出版社
随着学术研究的日趋深入，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等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和谐特征，已得到普遍重视，而这又极大推动了传统文化研究本身的发展。在治学理念上，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改变学科之间分割独立、学术史与社会史研究相对脱节的局面，强调用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和谐研究，来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灵魂。《经学与汉代社会》，就是这样一部颇具和谐特色的学术佳作。
该书的和谐特色，首先表现在文、史、哲等学科的交叉兼治、综合贯通。在研究视角上，该书始终致力于学术史与社会史之间的紧密结合、双向渗透。前三章是以儒家经典的由来及其在汉代授受、流传、整理、研究的情况为考察重点，但作者仍以较大篇幅探讨了经学各流派之间势力消长背后的社会政治根源；后三章集中研究汉代经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经学与汉代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救灾活动、法律制度、民族政策、文化教育、士人心态、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关联，当时通经致用、以经治国的现象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和影响，从而全面展示出经学与两汉社会水乳交融的时代风尚。
该书的史料搜求和考索工作做得严谨而扎实，除了相关的各种传世文献，许多金石、简帛等地下出土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也得到充分运用，成功地实践了学术前辈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如在开篇《经学的早期发展》一章当中，作者集中使用了武威汉简、定州汉简、阜阳汉简、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等简帛材料，以探讨经与经学的产生等经学史上聚讼不已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个信而有征的基础上，书中的学术创新和理论突破屡屡可见。
“由汉氏以来，学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见者，盖不少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这是清代大儒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答客问》中就衡量学术著作高下而谈的一段话。在他看来，“独断之学”和“考索之功”，也就是独到的理论见解和扎实的考证功夫，二者之中只要能居其一，即不失有可取之处，而若要达到更高的学术境界，则必须二者兼备，缺一不可。《经学与汉代社会》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和谐诠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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