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西北大学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八五”重大项目“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演化及成矿背景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该项目主持人张国伟教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1996年以来，西北大学舒德干教授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他的研究将脊椎动物起源前推了5000万年，建立了“古虫动物门”，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其成果1999年和2001年分别入选“全国十大科技进展”，舒德干教授荣获第二届“长江学者成就奖”一等奖。
西北大学被SCI收录论文数连年大幅增长，在全国高校的排名由1996年的56位跃居2000年度的27位。
与其他全国重点大学和“211工程”院校相比，西北大学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少，却取得了巨大成果。“211工程”一期建设验收专家组对此大为赞赏。
有人说西北大学是见水就长苗、施肥就结果，将此归结为“西大现象”。
西北大学有着百年历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奋发图强，致力于祖国科教事业”的精神。一批教授专家甘于默默奉献，使西北大学成为中国高校中的一朵奇葩。
西北大学创建于1902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南迁城固，1938年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改称国立西北大学。当时与西南联大遥相呼应，成为抗战时期我国几所著名大学之一。当年，一大批著名教授在西北联大工作，他们不畏艰苦，转战南北，为民主革命培养了大量的革命干部，素有中国“第二抗大”之称。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北大学成为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面对新中国石油匮乏的困难情况，主动请缨率先创办了石油地质专业，千余名毕业生远赴新疆，转战东北，挺进中原，涉足东南海域，撑起了我国石油事业的大半天空，为我国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石油英才之母”。张伯声教授的“地质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侯伯宇教授创立的“侯氏变换”、王戍堂教授创立的“王氏定理”等为祖国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优良的传统在西大一代又一代人身上潜移默化，西大人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舒德干教授取得重大成果后，有机会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工作。他说，我舍不得西大这个地方，在这里有比较舒适的工作环境，有相对较好的工作条件，科研气氛浓，更有利于搞研究。
为了给广大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西北大学硬件不如人就努力在软件上下功夫，充分发挥综合优势、地缘优势和传统优势，争取为每个人都创造舒心的工作环境。
舒心的环境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西北大学高水平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鸿教授70岁时调到西北大学工作，他带领着西北大学化学系一班人，在国家“八五”重大项目“生命科学中的电化学分析和分子光谱分析法研究”中，将示波分析由示波滴定发展到示波测定的新阶段，取得了国际领先的首创性成果。毕业于西北大学的原美国加州大学基因实验室主任陈超博士，在母校的感召下毅然回校任教，建起了国际一流的西北大学生物芯片研发中心，现已成为陕西省六大科技产业基地之一。此外，在数学史研究、现代分离科学研究、理论物理与光子学研究、中国西部山—盆动力学及其资源环境效应研究、现代生物技术研究、计算机软件新技术研究、纳米材料研究、周秦汉唐历史与考古研究等方面也成果累累。
1996年以来，西北大学新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个，博士点5个，硕士点14个，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教学人才培养基地3个，国家级重点学科3个。
“九五”以来，西北大学组织科研课题1300多项，其中国家重大项目百余项，在重大基础理论研究、高新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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