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外交家王国权，原名康午生，1911年12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康店村。7岁读私塾。1927年入开封黎明中学，因学习刻苦，深得语文老师厚爱，送字“厚庵”。1930年，王国权以第3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河南大学预科，这对他是很大的鼓舞，坚定了他继续上学的信心，但理工科要买原版书，因为买不起，只得转入社会学系。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河南大学，他聚精会神地聆听着老师的教诲，尽可能多地阅读各种新书籍、新报刊。《科学社会主义》、《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使他初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开始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在留德经济学博士王毅斋教授的支持下，他与同学彭寿松、宋一涵等组织了西北研究会，探索如何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运动，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初步感悟到∶“只有走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中国才有出路。”他积极寻找进步组织，参加了“社联”、“反帝大同盟”，开始在党的指导下工作。
1931年暑期，王国权正式加入“左联”，不久受“左联”委派，回开封开展工作。1933年3月，他组织进步青年在河南大学六号楼举行秘密会议，聆听从中央苏区参加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归来的王国华同志的报告，使他“更深深地感到国家与民族唯一的出路是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泽东走”。1933年暑假，因需勤工俭学以补贴家用，经同学介绍他到河南省沁阳县立师范兼任校长，不久便被该县国民党党部驱逐。于是，他又回到河南大学念书，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3月，在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江闻道的领导下和河大文学院嵇文甫教授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大陆书店，组织了今日社，出版了《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两种刊物，前者由姚雪垠任主编，后者由宋一涵任主编。由于传播真理，宣传抗日，书店和刊物仅存在一年多，便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宋一涵、郭伯荣、邢啸天被捕。王国权来到河南杞县，协助王毅斋教授创办大同中学和大同小学，除为大同中学上课外，还介绍了郭晓棠等一批进步同学到该校任教。大同中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子，如原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该校的第一期学生。
1934年5月，西北中学的两位同学给他报信，国民党当局要抓他，他先后看望了宋一涵等同学，并向他们告别，和姚雪垠同学一起逃往家乡。之后，姚雪垠北上北平，他则在河南大学校长张仲鲁和嵇文甫、王毅斋教授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深造。到日本后，王国权先学了4个月的日文，以创办世界名著编译社为掩护，与中国留学生一起从事左翼文化运动，并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因印发抗日传单被日本警务所逮捕，出狱后经组织安排回到北平，不久即赴延安抗大学习。途经洛阳时，为了安全，化名王国权。
从1937年起，王国权先后担任晋察冀北岳区一分区地委书记、中共承德市委书记、辽西省委副书记、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新中国建立前夕，他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曾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你是国权同志吗？你是有国又有权哪。”后来，毛泽东还在居住的小院门前与他合影。
1955年，他调到外交部工作，先后出任驻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四国大使。1970年以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民政部副部长、第一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从东渡日本到参加抗战以后，王国权同母校的关系割舍不断。1949年在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入口处，王国权和当年帮助他东渡日本的张仲鲁、嵇文甫、王毅斋相遇，他们几个相互拥抱，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分离十多年后，重逢相遇，实属不易，备感亲切。王国权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依然十分关注河南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担任河南大学北京校友会名誉会长、河南大学校友总会顾问。他多次回母校，看望师生员工。1992年9月25日，他代表北京校友回校参加河南大学80周年校庆活动。在庆祝大会上，他深情回顾了在河大的求学经历，他说：“几十年来，我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和坎坷，但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都从来没有忘记培养我成长，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母校。”他挥毫为母校题辞：“团结、勤奋、求是、创新”，坚信“河大前途是光辉灿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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