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内心深处的恐惧，总让人把死亡同恐怖的脸孔联系在一起。
生，还需要理由吗？死，还可以避免吗？不知生，焉知死，怎怜生？
人不可旁观自身的降生，一般说来一生一世也只能送别一两个亲人；作家在作品中时常描写死亡，却很少亲眼目睹；医生与护士经常见证死亡，却很少用文字记录下来。努兰（Sherwin B.Nuland，1930－）的《如何死亡：对生命最后篇章的反思》（中译本名为《死亡的脸》）则以一个老医生30多年的临床经验撰写了一部发人深省的医学—人文著作，用若干典型的案例（病例）道出生与死的人生哲学。
除了意外事故或夭折，死亡一般来说是一种自然的衰老过程，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序列中的一个环节。逻辑上虽无法归纳证明人的必死，经验却无情地表明死是绝对必然的。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下，每一个人的死亡，都要安上一个经过特别命名的“原因”：或者死于车祸、中风、心肌梗塞，或者死于自杀、艾滋病、乳腺癌等等，死亡证明上没有一种原因叫做“年老”。美国政府每年公布的《死亡统计报告书》中不允许有“年老”这一最正常不过的死亡原因的选项。努兰说，“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死于年老，都是不合法的。”然而有着30多年临床经历的努兰却肯定地认为，非常多的人死于年老，但为了应付上面的统计和医院的规章，他总是在每份死亡证明上“随手写上科学的诊断”。何以如此？
随着科学的发展，包括医学的进步（有人认为医学不算常规的科学），治病和求得长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有人敢于对此提出哪怕是一点疑问，便有可能被认为是疯子，随口送上的一句就会是：“想死？那就去吧！”医学极大地造福了人类，极大提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这种进步无论如何评价都是不过分的。“但现代医学也错误地引导人类，使人们不愿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据内行人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把99％的医疗费花在即将结束生命的最后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内，而在这期间当事人远不是过着高质量的人生。现代人及现代社会的生命伦理的确应当得到反思，我们应当设法改善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简单地去延长寿命。生命世界中的世代交替，是最普遍的规律之一。努兰引用过美国国父之一杰斐逊当年给亚当斯的信：“当我们活过了自己这一代的年岁，就不应当去侵占另一代了”，“让出一个空间，以利他人成长”，还引过荷马的话：“人类当如叶子一般。当一代兴盛时，另一代就衰微。”
这是些平凡的真理。死亡是自然的规律，体现着必然性。现代人却指望对抗这种必然性。如从事自然科学史研究的田松博士所讲，“违背自然规律”是不可能的，于是人类试图发现或者创造另外一些规律，来补充或者修正数亿年来生命的世代生存规则。没有人能够断定这项努力注定失败，而且有迹象表明人们一点一点地取得了成功，以一种人工自然的必然性一定程度上“战胜了”大自然的必然性，而且向每个人发出了“万寿无疆”的虚幻祝福。可是，规律是可以战胜的吗？改变生命规则不涉及伦理问题吗？
我们常常喜欢畅谈“人生观”，却很少有人直接谈“人死观”。其实两者不过是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面看同一事物或者过程而已。一句老话讲得好：“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努兰的两部书《死亡的脸》和《生命的脸》讲的不仅仅是上述的这些，其中有大量生动鲜活甚至惊心动魄的场面，颇值得一读。作者开胸用手按摩麦卡提的心脏（最终失败）以及开腹缝合玛芝的脾脏动脉（最终成功）两个故事分别安排在两部书的第一章，本身具有象征意义。
我不知道自己体会的是否准确，努兰的两部书剖析了死亡的自然过程，让人们了解死亡，消除恐惧，最终希望人们以属于自己的方式死亡，然而这恰好暗示着人们应当以属于自己的方式活着。我记起了当年改行考哲学研究生时了解到的经典作家的一个说法：自由并不是依靠着在幻想中摆脱必然性而独立，自由在于对必然的认识和驾驭。这里的“认识”决不只限于现代科学的认识，还包括传统经验和常识认识。
知生死，还畏生惧死吗？怎么会呢？
《死亡的脸》
（美）舍温·努兰著
杨慕华译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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