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京文，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士生导师。40多年的政府部门、科研与教学经历，参与一系列超大型工程技术经济论证、主持宏观经济预测、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开阔视野，主持制定环渤海经济圈、中部五省和深圳、海南等地经济发展规划的丰富实践，使他亲身感受了我国政府决策从主观性较大到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全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断提高，对经济建设质量和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对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对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对建设项目也要进行审查，也有一定的科学程序，但更多考虑的是各地的需要或资源开发：本地没有汽车，就发展汽车厂；居民需要牙膏，就发展牙膏厂，而不是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兼顾需求和可能。
20世纪70年代，我在国家建委工作，接触到很多重要的工程。由于决策过程不够科学、不够民主，出现了不少重复建设、盲目建设，投资大，效益小，浪费了很多资源，有的项目甚至建成之时，就是停产之日。南方某地有一个大石膏矿，当地领导决策，一定要建设。但当地地下水位非常高，建设中工程不断被水淹没，投资好几个亿，还是没建成。实际上这几亿投资就浪费了。这种情况当时不是个别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和其他同志大力介绍、宣传、推广可行性研究方法。1980年有关部门和中国科协联合举办中央司局级干部技术经济培训班，其中可行性研究部分是我讲的。在当时，应该说可行性研究曲高和寡，赞成的不很多，有关主管部门不肯接受，说中国在项目审批上已经有基本建设程序了，现在不是缺少论证方法的问题，而是遵守不遵守的问题，只要执行原有程序就行了。但那个程序本身缺乏一种科学的评估方法。后来我们又讲课、出书、写文章，介绍可行性研究，向中央领导和国务院主管部门反复提议，最终被接受了。
针对各方面对三峡建设存在的很多疑虑，1986年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论证专家组中增加了经济评价专家组，总数达到了11个。社科院派刘国光副院长去当顾问，我参加工作一段时间后，当了第一副组长。
在我的倡议下，专家组开始采用国际通用的可行性方法进行评估。评估中除了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先进性外，还要考虑经济上是否合理，国力能否承受，考虑资金怎么来，资金使用怎么分配，使用以后，多少年才能连本带利还清，多少年全部资本能够回收。对这些，我们都做了详细测算。过去测算投资都是静态的，只按投入时多少钱计算。我们采用可行性办法后，用动态的计算方法，在计算中加上每年的利息和物价变动。这样，原计算三峡工程400亿元的投资，按动态计算应为1000多亿元。
三峡论证领导小组认为我们这个组很重要，后来改名为综合经济论证专家组。在地震、防洪等其他所有组论证后，最后由我们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提出一个综合评价建议。评价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这个结论，后来被论证领导小组采用。
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专家的意见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尊重。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项目在政府审批前，都要经过专家论证和评估。比如，三峡工程专家论证组的成员就达到400多人，其中有一多半是学部委员、院士和高级教授，涉及到地质、地震、防洪等一二十个领域。
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我们的科学论证方法也不断完善：过去光考虑经济效益，甚至只考虑微观经济效益。现在不仅考虑企业经济效益，还考虑宏观经济效益；不仅考虑经济效益，还要对项目进行环境评估和社会评估。考虑的问题越来越全面，评价的方法也越来越科学。
比如环境评价。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已经将生态环境问题作为论证的一个要素，生态与环境专家组是三峡工程论证的11个专家组之一。到了90年代，生态环境问题对于某些重大工程项目，已经是决定性因素了。1993年，水利部委托我组织几位同志承担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经济、社会效益分析课题。我们做了详尽的分析与测算，设计了环境评价系统图，针对众多影响因素提出了需要采取的完善性措施。到了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当我们重新论证南水北调工程时，2000年秋朱镕基总理提出，“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和实施要建立在节水、治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环境评价就成了决定项目能否成立的关键了。
三峡建设开工10年来，综合经济论证的结论经受了考验。事实初步证明，我们当时的经济论证是正确的。比如说，工程完成的比例，与资金使用的比例基本同步，从目前看，投资没有超出预算。作为参与论证的科研人员，我觉得很欣慰。
此后，我参加了南水北调的可行性研究，京沪高速铁路的前期研究，现在正在参加磁悬浮高速铁路的应用研究。
参加一系列重大工程论证的实践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同时深深感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我国的科学论证在上世纪80年代试行，90年代推广，党的十四大以来在应用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可以说，现在可行性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任何一个建设项目立项的最重要前提，没有可行性研究的支持，任何项目也不能上马。
对重大技术项目进行经济与环境评估，进行可行性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方面取得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这些年来，我们的工程项目那么多，规模那么大：投资率占GDP的38％左右，有些年份超过40％，今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四亿两千多万元，科学论证避免了仓促上马造成的严重亏损、污染环境等巨大浪费，对于提高投资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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