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是当代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角色，简称“知青”，是指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政府组织下从城镇下放到农村、边疆落户的初、高中毕业生，总数约1700余万，其中“文革”10年间下乡的知青1400万，大约相当同时期城市人口的1／10。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
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偃旗息鼓，“知青”早已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这个意义讲，“知青”已是一个历史的名称。问题在于，知青群体在经历20多年的复杂分化后还保留着许多有形或无形的联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首当其冲是女知青）内退、下岗成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使“知青”问题重新具有了某种敏感性。另一方面，“知青”意识也有抬头和蔓延的趋势，尽管已两鬓白发，即便是陌路相逢，一句“知青”，就足以使彼此产生心灵的沟通、情感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很现实的名称。
我过去研究知青史，主要是运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当然，由于知青中女性问题的突出，我也不能不有所关注，其中如婚姻问题、就业问题、受迫害问题等，在拙著《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都有专门的表述。今年，我在做知青口述史这一课题时，采访了不同类型、不同处境的知青，对知青女性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
“文革”的政治背景和到农村安家落户的独特形式，注定了知青婚姻关系的缔结无法依循生活的常规。基于政治需要而鼓励女知青嫁农民，为此还树立了一批典型（以白启娴为代表），并把它说成是缩小“三大差别”的一种途径，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屈从男权的一种表现。在男权社会中，血胤的延续是以男性为依据的，在农村，许多出身不好的女知青受到歧视，她们为了改换门庭，只好嫁给贫下中农，所谓“出身不由己，配偶可选择”，凸显了这种婚姻的政治意义，同样也是女性依附男性的一种表现。无论是在边疆农场（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内地农村，知青女性遭受蹂躏、迫害的事件屡见不鲜。根据1973年国务院知青办对24个省、区的不完全统计，1969年以来共发生迫害知青案件2.3万余起，其中，奸污女知青案约占70％。这就是说，被官方确认的这类案件就有大约1.6万起。事实上，迫于封建文化传统与专横权力的双重钳制，还有许多知青女性在受到迫害后大多隐忍不发。
“文革”中间，各地插队知青中男女同工不同酬现象非常普遍，招工中的性别歧视也司空见惯，致使大批女知青长期滞留农村，一些地方“女多男少”现象日愈凸显。在吉林省怀德县，1970年至1975年招工中，男知青走了5000多人，女知青仅走了2000多人，占招工总数的28.9％。截至1976年，全县还有下乡多年的老知青1645人，其中26岁以上的大姑娘1010人。1978年河北省保定地区知青办在一份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仍旧留在乡间的2千多知青中，女性占2／3，“为什么这么多？主要是历年招工、征兵要男不要女。”
“文革”的结束曾燃起千百万知青追求新生活的希望。他们在经历重返故里的短暂喜悦之后，很快卷入了一场又一场人生的拼搏，待业就业、结婚生子、学习进修、评薪晋级……当这一切似乎接近就绪时，自己已鬓染白霜，精疲力竭。社会角色转换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但对于许多女知青来说，面临的新老问题依旧严峻。首先是婚姻问题。社会上一大批“老姑娘”就出自女知青群体，而已婚女知青的婚姻质量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人说，“在成功的男士背后，总有一个贤能的女性。”而我想说：在一个落入弱势群体的女知青身后，往往掩藏着一段失败的婚姻。韶光易逝，青春不再，回城后再寻觅迟暮的爱情谈何容易？几乎所有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除了极少数例外）都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为结局，至于她们的第二次婚姻，也未必美满。许多双知青家庭，如果他们的原籍不是同一个城市，也因为政策的翻云覆雨而屡经摧残，真离婚的、假离婚的、离婚后又复婚的、还有虽未离婚却依旧天各一方的。这些问题，在一些大城市酿成了数不清的悲欢离合，恩恩怨怨。其次是失业（下岗、内退）问题。当年的“老三届”女性，如今已是50—56岁左右的年纪，许多都已下岗。许多企业的改革，重点不是放在难度很大的制度改革，而是大刀阔斧裁减员工，首当其冲被“砸饭碗”的就是中年女性，而“女知青”又恰好赶上这个点。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当代历史上历时最长、涉及范围极广且影响深远的一场运动，它的兴与衰，改变的不仅是一代人的命运，还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社会变革。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目前才刚刚起步。由于相关文献档案浩如烟海，因此，历史学的研究具有一定优势，但与此同时，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展开多角度研究与合作也势在必行。在这方面，性别研究（主要是妇女研究）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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