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讨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问题，并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发【1981】37号）的重要文件。《指示》中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这个文件是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加快发展的历史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总纲领。
党中央的这一指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士气，调动了积极性。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20余年来，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新版古籍图书的品种和数量、新版古籍图书的学术水准、古籍整理出版的总体布局、古籍整理出版的能力、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古籍整理出版的组织协调工作，乃至图书馆界对古籍藏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可以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达以来的20余年，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加快发展的20余年。
就古籍整理图书的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经过研究、整理之后出版的古籍图书约为1万种【其中丛书如《丛书集成》（收书4100种）、《四部丛刊》（收书504种）等只作一种计】，而从1981年至今所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约为8000种，占建国后新版古籍总量的80％。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远比清修《四库全书》的收书总数为多。
就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质量而言，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均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再加上国家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划性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迄今已经有一大批重要古籍得以整理出版，众多的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例如，从1984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又如1982年出版的《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集之大成的合集，它的编纂出版，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次如1985年整理出版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经过季羡林等学者费时数年的校注，不仅使该书成为研究我国唐代社会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被南亚诸国广泛用来弥补本国历史的空白。再如近几年陆续出版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既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也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意义深远重大。同时，《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的编纂或出版，表明除少数朝代外，自汉至明的历代诗文均可大致搜罗完备，清代则有了大型文章选本。而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的出版，则标志着目前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资料库“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已远远超过了清代阮刻的旧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古本小说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别集总目》等，这些也都是古籍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就古籍整理出版的能力而言，20余年来提高幅度之大是空前的。1958年，国家确定中华书局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全国只此一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业古籍出版社可谓遍地开花，虽说后来有所并转，但现在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的成员也有22家之多。这22家古籍社的编辑人员接近600人，年平均出书品种在2000种左右（其中6—7成为重版书）。如果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教育出版社、高校出版社，那么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总体能力比起20余年前来要翻好几番，已成为全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而言，20余年的成就极为显著。目前在全国的高校中已设置了4个古典文献专业。此外，还有80多所高校建立了古籍研究所，既完成古藉整理课题，又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至今，高校系统各专业与研究所共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近4000人。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图书馆，有的也建有相应的古籍研究机构。以上机构大多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梯队，在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储备方面，在数量上已达到数千人的规模，为整理继承祖国文化遗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作者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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