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教授有关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的研究，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他是在日本江户传播史权威及日本新闻学与新闻史开山祖小野秀雄教授和日本著名新闻学教授平井隆太郎两位大师级学者的启发和引导下，进入这一领域的。最先接触的，是被小野秀雄称之为“我邦（指日本）报纸的祖先”的那一批“官版翻刻汉字新闻”，即所谓的“官版翻刻报纸”。这是当时的日本人为了获取国外信息，用日文摘编翻印的一些在中国境内外出版的汉文报纸。他从“官版翻刻报纸”开始，逐步转入了对中国近代早期在海内外出版的汉文报纸的研究。从1970年开始，他用了近16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陆续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卓南生教授的一些论文，开始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内地的专业杂志上刊出，立即引起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这些论文中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如中国历史上并不曾有过一份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之为《香港新闻》的报纸；《香港中外新报》创刊的年份是1857年的11月3日，而不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1858年；创刊时的报名是《香港船头货价纸》，而不是《中外新报》，若干年后才改称《香港中外新报》；《香港华字日报》创刊于1872年4月17日，其前身是1871年3月11日创刊的《中外新闻七日报》，而不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所说的1864年。上述观点，都引起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震惊。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长期以来，戈公振的那部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权威。我从来没有对它的论述有过怀疑，从来没想到过这部权威性的著作，在如此关键性的问题上，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误和差错。
之所以出现上述的情况，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那些报纸和刊物，除了少数几家在中国国内有少量存留外，大部分都已失藏。除了戈公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专程到伦敦大英博物馆查阅过它们的部分原件外，其他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没有接触过这些原始材料。从1935年戈公振逝世，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国内地的新闻史研究者，没有机会到海外去搜访相关的资料，只能重复戈公振已经作出的结论，或根据十分有限的二手材料，作进一步的诠释和演绎。错误、缺失和局限，在所难免。这也正是卓南生教授的那些论文引起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方汉奇先生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所作序言，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新加坡）卓南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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