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朱世慧扮演的膏药章
编者按
2002年12月6日，中国戏曲学会为湖北省京剧院《膏药章》颁发了“中国戏曲学会奖”。该剧是继京剧《曹操与杨修》、越剧《西厢记》、京剧《骆驼祥子》、川剧《金子》、昆剧《班昭》、《张协状元》之后第七个获此奖项的剧目。该剧讲述辛亥革命时期一个小人物膏药章的悲喜人生，悲剧喜演，人物鲜明，在京剧现代戏的表现上有新的探索和突破。12月7日，中国戏曲学会、湖北省文化厅、《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召开了《膏药章》学术研讨会。《膏药章》主创人员余笑予、谢鲁、李连璧、田少鹏、朱世慧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创作经验和体会。现将与会专家发言摘要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刘厚生（中国戏曲学会顾问）：《膏药章》我看过三次，越看越觉得这是一部值得看、值得保留的好戏。在京剧舞台上出现小人物的戏不是从《膏药章》始，但是以丑行演员演剧中“英雄”的大戏，而且演得这么好，《膏药章》无疑是突出的一部。
一个市井小民、江湖医生，本性善良，却在辛亥革命前夕社会动荡中碰到一连串尴尬的令人苦笑的倒霉之事。编导们创造了这么一个窝囊人物，从社会底层一角反映了那个时代。故事情节多巧合，令人意外，却能让观众相信。表现生活的真实和性格的生动，是《膏药章》成功之处。更使我赞赏的，是这部戏具有观赏性。编导们设想了许多匪夷所思的细节，比如洋人头的官司，比如刑场上拜堂成亲等，都让观众发出苦涩的笑。
朱世慧演膏药章称得上是“大丑”。没有朱世慧，这部戏不会有如此的光彩。当然，这部戏也给朱世慧提供了提高和发展丑行艺术的途径。《膏药章》是完整的，对新京剧建设是个重要贡献，应该更深入地进行总结。
曲润海（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膏药章》是反映20世纪生活的佳作之一，20世纪是一个伟大的世纪。20世纪有屈辱，也有抗争，有曲折徘徊，更有胜利，有丰富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辛亥革命是必然的，也是胜利的，却又是不彻底的。孙中山先生后来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必须唤起民众”。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都在继续做“唤起民众”的工作。“改造国民性”是那时文学作品的主旨之一。鲁迅先生塑造了阿Q、孔乙己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膏药章可以说是又一个典型。
张庚先生提出，戏曲现代戏应该从辛亥革命算起，因此《膏药章》毫无疑问是现代戏。写戏曲现代戏之难，不在于选材、编故事，而在于塑造人物、表演戏曲化。从塑造人物上看，膏药章是成功的。他确实可以与阿Q、孔乙己相提并论，却又与阿Q、孔乙己不同。他为戏曲现代戏画廊增添了一尊独特的艺术形象。
丁海鹏（《中国京剧》常务副主编）：《膏药章》的创作演出体现了编创者的创新思路，它以小花脸、丑角为主角，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辛亥革命的大时代背景，在保留京剧艺术基本特征的原则下，剧中人物需说便说、需唱便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以演员行当为局限，而以塑造人物为追求，强调人物个性化的细节；又因为把思想、故事线索淡化，从而强调舞台体现，使各个行当的角色都能因剧情需要而表演。它打破了京剧传统的思路，注重舞台效果和观众需求，这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诞生的成果，我们在观察和总结京剧创作的历史经验时，应该充分肯定《膏药章》对于创造新的舞台时代之风的创新价值和重要意义，它为京剧适应普通群众文化审美要求寻找了可借鉴的道路。
贾志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所长）：《膏药章》所显现的客观意义在于它突出了一个人类生存状态中相同的命题，即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或朝代更迭的时期，底层百姓受害、挣扎的人生轨迹。要想突出这样的命题，无论是导演还是表演都必须达到一种文学层次。所谓表演和导演的文学层次是指两者的语汇不能表层化、图解式，不能琐碎，而应该精练、鲜明，有细节特征，使语言、动作内涵具有延伸性，既传达出规定情景下人物的思维、心理及生活状态，又饱含着一种耐人反复咀嚼的韵味。导演在指导演员创造角色之外，还要在整体上呈现这种文学性，如用京剧的思维采用“打上送下”的分场体制来推动情节转换等。膏药章的扮演者朱世慧和导演余笑予的创造达到了这种文学层次。同时，整个演出还体现了余笑予的导演风格：灵动，俏丽，幽默。在情节处理上不时闪现余笑予的灵感火花，如箩筐、算盘的运用等，这些创造都程度不同地显现了余笑予的才华。
马也（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一、京剧还能干什么？京剧艺术今日遇到了危机，似乎它的表现手段、艺术语汇、表现形式已经跟不上时代。但在《膏》剧中，京剧的巨大表现能力、强大的艺术潜力令我惊羡。这部戏明显具有西方现代主义、黑色幽默的色彩，对传统戏曲艺术进行现代转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二、导演还能干什么？导演的主要功能是艺术（作品）的开掘和提升，余笑予的导演艺术生涯中，很多精力都投入戏剧文学的提高，这是他的杰出之处。卡冈说，没有导演参与的戏剧文学，还不是真正的戏剧文学。只有导演参与并最后完成的戏剧文学，才会有思想的开拓和发现，才有可能成为伟大作品。三、这部戏表现了什么？大多数专家认为这个戏表现了膏药章身上的愚昧、落后、麻木、自私、窝囊，批判了他的“国民性”，但我认为，这部戏写的是一个正直、诚实、老实、可爱的好人，只要他一行动就倒霉！情节全是偶然与偶合，但他却注定要永远倒霉。是什么使然？是黑如夜幕般的社会。膏药章的悲剧更多的是社会悲剧而非性格悲剧，可惜剧作揭示得不够。
邓家琪（湖北省艺术研究所原所长）：《膏药章》以独特的视角，透过清末时期一群社会下层人物变化无常的命运，描绘了当时民众生活的无奈、尴尬、悲惨的生存状态和复杂心态，侧面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某些盲目性、无序性甚至帮会性的不彻底性。它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深刻性和复杂性。这就是《膏》的成功之处，具有长久的历史价值和艺术生命力。
《膏》剧塑造了膏药章这一独特的艺术形象。他被动卷入辛亥革命，先救助革命党人，后又被革命所遗弃，是时代的一个典型。如果说鲁迅先生创造的阿Q深刻揭示了当时国民性的劣根性——愚昧、精神胜利法等一面，那么膏药章却揭示了国民性的另一侧面：胆小、善良、机智、侠义等美好人性。是不同的两个典型，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膏药章这一艺术形象在现代戏曲中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典型意义。
李华清（湖北省艺术研究所一级编剧）：传统戏中，写刑场问斩的戏何止成百上千？无一不是恐怖阴森、悲悲切切。《膏药章》的编导偏偏在刑场一场，设计了死囚坐箩筐和刽子手用“兹咕”、“咔嚓”诈财的细节，让人捧腹大笑。但《膏药章》的编导不是让观众与膏药章同悲共欢，而是引领观众，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俯瞰人间百态。编导努力发掘人物性格的可笑因素，强化故事情节的荒诞和乖戾，将悲剧喜演，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荒谬的世道和扭曲的人格，换来的是观众含泪的笑，及观众对于悲剧的成因，对于民族性格、文化精神和人生哲学鞭辟入里的剖析。悲剧喜演，是一步险棋，也是一着高招，令人不得不赞叹《膏药章》的编导“艺走偏锋，技高一筹”。
易栋（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师）：《膏药章》堪称京剧现代戏中成就卓然的一部好戏，借用古典剧论的话是：“灵奇高妙”，“可演可传”。该剧悲喜交集、雅俗融契、亦庄亦谐，形成了戏剧叙事的巨大艺术冲击力，既具有特定时代历史文化情境的切近感，又包容深邃的意蕴和丰富的人生况味。创作主体择取了独特的文化视角，悲剧喜演，传达出独特的悲剧精神与审美品格。对戏曲艺术“传奇”精神的自如挥洒，使《膏药章》既好看又耐品，笔锋凌厉又隽永含蓄，让人味之不尽。主创人员十余年来对《膏药章》从文本到舞台的锤炼，体现了对剧场艺术圆整性的追求。
王晖、刘海保、李博、鞠鹏（武汉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法学专业本科生）：《膏药章》情节“抓人”，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编导既保留了传统戏曲中写意、传神的优长，又注重现代意识的渗透，兼具强烈的当代品格。作品挖掘出膏药章的性格特点，有点类似于孔乙己和阿Q的复合体，编导在精巧的糅合过程中加入了许多独特的元素，成就了超出于孔乙己和阿Q的独特性。整个剧的立意已跳出了“道德说教”，具有了深刻的艺术性和人文价值，体现了深层次的人文关怀。京剧这种“求新、求变”的努力也预示着今后变革之路的走向。
胡应明（湖北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国家一级编剧）：《膏药章》将俚俗与高雅、表现与再现、悲怆与滑稽、历史传奇与现实风情熔于一炉，成功地塑造了历史转型期——清末民初之际革命大潮中一个小人物“膏药章”的艺术形象。
《膏》剧的舞台设计本身就为这种艺术境界的造设与生成提供了极好的物质环境与精神氛围。设计者（田少鹏）以相当敏锐的历史眼光与活泼的现代意识来处理这出悲喜剧，作出了独具匠心的艺术探索。我们看到，虚灵的垂条，简洁的平台与对称的石狮，构成了一个独特而适用的舞台空间。随着龙屏的起落升降，平台在“网”的深层背景下，成为“舞台小天地”中包罗万象的大世界。由于演员富于想象力的表演和观众的被激发，无形变成了有形，有限的实变成了无限的虚，虚灵的舞台因戏剧动作及声光质料的填充而变得充实丰美意趣无穷。
秦华生（北京市艺术研究所所长）：这是一出黑色幽默喜剧，丰富了当代中国喜剧的内涵和外延，折射出人间的荒谬、人生的况味、社会变革期对人生的扭曲。这是一出寓意深刻的荒诞悲剧，虽也有性格悲剧因素，主要应归于社会悲剧之列。悲剧情节的结构，悲剧氛围的烘托，巧妙而独特，悲剧喜演，喜中含悲，悲怆、悲凉而悲壮，偶然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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