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祯的《勾栏人生》并不是专谈元曲的著作，而是把元代的审美风尚和元曲联系在一起审视的。换言之，这本书有着双向的学术视野——从审美风尚看元曲和从元曲看审美风尚。对于元代审美风尚的考察，作者放开了眼光，从蒙古民族的性格特征到蒙古族统治下的汉民族社会风尚的变异，从文人的沉抑下僚到他们审美追求的变化，从中外文化交流到宗教的多元发展，从杂剧、散曲到绘画、游戏，乃至建筑、服饰、饮食文化，作者一一纳入考察的范围。通过这样的考察，元代的审美风尚立体化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正是元代独特的审美风尚，催生了元曲的产生；正是元代独特的审美风尚，使元曲在元代流行；反之，元曲又成了凝聚元代审美风尚的一道风景线。
“审美风尚”就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时代普遍流行的对美的接受态度和接受行为。不过，因为是对“美”而不是一种“物”的接受，它就是一种精神行为，那么，它就不仅仅是审美行为的单层面的问题，而是牵扯到政治、经济、民族、宗族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勾栏人生》也正是这样来描述元代审美风尚的。我们通过作者的描述，进而可以理解元曲何以产生于元代：蒙古民族的性格及其不同于以往的统治方略，文人地位的沉浮和价值观念的变异，中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全真教的流行，各种因素的推涌融合，终于使元曲产生，使元曲成为元代审美风尚的象征。作为全新的文艺形式、蕴涵着其他朝代所没有的精神特质的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而不是在其他朝代出现，正是由元代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审美风尚的必然结果。
刘祯先生在书中概括了元代审美风尚的五个特点：异变性、民族性、开放性、质朴性、阶段性。我以为，阶段性恐怕是各个朝代审美风尚都具有的特点，但其他四个特点则确实是元代所有，而这四个特点又有着内在的联系，一体化地呈现。例如与其他朝代相比，由于元代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必然打乱了一以贯之的汉民族文化传统，审美风尚的异变性以及相伴随的民族性和质朴性有得到了空前的呈现：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打乱，民族的融合，疆域扩大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审美风尚的开放性也显得十分突出，因为这一切，同样是审美风尚的开放性，较之唐代，元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内涵。元朝人正是用这样的审美眼光，接受着文人、才人、艺人们共同创造的元曲；适应着这样的审美眼光，元曲才呈现出形式的新颖、精神的活泼，才充分地呈现着元代的审美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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