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能忘记,1978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正是在这里——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摁下的18个血手印,从此改写了中国的现代历史,翻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篇章。
“大包干”使高度集中的土地经营模式走向分散,重新掌握了生产自主权的中国农民焕发出空前的劳动热情,创造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大发展的奇迹。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6000亿斤,跃升到1990年的9000亿斤,因此党中央以“中发【1983】1号文件”的殊荣,肯定了这一制度创新的伟大成果,从而永载史册。“大包干”一举解决了困扰中国多年的温饱问题,使广大农民开始踏上追求“小康”的大道。小岗村作为“大包干发源地”,从此名扬天下,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光荣毕竟属于过去,发展必须面对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需要解答农村怎样才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农村经济怎样才能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在等待着又一次创新。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人们没有想到的是,24年后的今天,一场“反叛小岗”的新变革,一篇解答农村经济发展的新答案,也是在凤阳县酝酿展开。事情发生在距离小岗村不到40里的赵庄——一个人称“北大荒”的贫困村。
说到赵庄,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因为他首先举起“反叛小岗”的旗帜,这个人叫赵世来。赵世来当过赵庄的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后来离开村子创业,拥有一个年产值5600万元的保温瓶厂。但他牵肠挂肚的一件事情是:自己富了,赵庄还穷,20多年了,变化不大。他曾经捐过款修过路,想使家乡富起来。但路修好了,村里却没有产品可以往外运,面貌依旧。
使赵世来思想受到强烈震撼的是2001年到北京参加一个叫“WTO与中国农业”的论坛,他蓦然看到改变家乡的新曙光:治穷治本的路子,就是像他办企业一样,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
他以企业家特有的敏锐,把赵庄的实际与市场的需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经过专家咨询和技术论证,一个新的发展思路终于确定。那就是:承包全村土地,进行集约化经营,实施绿色林业产业工程。
赵世来和村民签订合同:在12年内,租用全村1万多亩土地,总投资3000多万元,用来栽种杨树,并对万亩土地进行综合利用。承包期内,由他的企业代交农业税,每年给农民一定补偿,并负责解决赵庄人的口粮。
全村800多名青壮劳动力进了工厂,当起了工人,其他劳动力分别参加综合养殖,种植牧草、药材和林区管理。赵庄人的身份从看天吃饭的农民变成了有固定工资收入的企业员工。
村民赵一学为自己算了笔账。赵一学说:“我一家承包36亩地,年景好可以收入千多元,这两年连续遭大旱,算下来不挣不赔,算白干一场。2002年林业工程开工,一年给我土地租赁补偿6000元,加上我家4口人到企业上班,每月工资1600元,全年收入2万元。这样算下来,我家5口人平均收入现金5500元,比靠老天爷种地强多了。”
对这样的经营模式,一开始也有人想不通。
有的村民就担心把承包地租出去,以后的生活没着落,因而拒绝参加。当工程上马后,他们看到首批签订合同的144户村民个个都见了效益,拿了工资,急得连夜敲开村委会主任的门要求签订合同当“工人”。
一些在外闯荡多年的打工仔又回到赵庄,他们的感慨是:“打工再不用背井离乡,在自己家门口也可以就业,这是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
再好的改革方案,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都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群众的拥戴。赵世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用市场化、产业化的纽带,把政府要求发展、群众要求致富的愿望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马克思说,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了人类自身。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变革中,赵庄人的精神面貌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群众说:干部过去忙的都是催粮催款,开口闭口都是要钱。现在干部忙着搞工程,干的都是实事,张嘴说的都是“投入”、“产出”的新字眼,感觉近乎多了。一位村镇领导说:过去农民都闲得蹲着晒太阳,见到干部躲着走。如今个个都是大忙人,见到我们就要项目干,整个人都换了模样。
面对已长到一人多高的万亩杨树林,赵庄人心里充满了信心和憧憬:几年后杨树成林,产业结构调整完毕,单是作为制造纸浆和优质板材的杨树产品一项,赵庄就可收回9000万元。贫瘠的土地将变成绿色银行。到那时,赵庄将变成“生态旅游山庄”,城里人将到这里来度假观光,体验绿树碧水的生态之美。赵庄人都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享受现代文明的繁荣进步。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农村经济,要推进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专家认为,“反叛小岗”的实质就是创新,创造新的发展模式。全面建设小康的关键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加入世贸组织后受到最大冲击的也是农村,当前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事实证明,分散的土地经营,难以实现全面小康。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分散生产,信息不灵,难以承受市场风险和利益损失。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市场化、产业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