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我国社会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人民群众逐步走向小康，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人们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一条花溪河，六七十年代可以饮用，八十年代可以洗衣服，九十年代只能洗拖把……
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以机械耕作，大量应用化肥、杀虫剂农药为代表的“农业革命”相继来临。烟囱林立的工厂、汽车川流不息的公路、拖拉机耕作的农田成为世界的现代化标志，也成为后起国家孜孜追求的理想。
但是，大规模的工业化让我们付出了环境和资源的沉重代价。人类本身首当其冲，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在率先工业化的国家中，由污染造成的公害病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人们开始思考：人类在发展自己时，是否也该维护地球的健康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个新的词语“可持续发展”开始在世界各国流传。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可持续发展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为了吃饭，人们围湖造田、盲目垦荒，破坏了生态平衡；为了工业化，人们把机械轰鸣、浓烟滚滚视为繁荣的象征，忽视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
中国当前正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历史任务。同时，又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破坏严重对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究其原因，就是我国长期以来采用传统的非持续发展模式：企业单纯追求利润，加上现代的机械化设备在生产中大规模采用，给有限的自然资源带来了愈来愈大的压力，从而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可以说，当代人类面临的某些尖锐矛盾在中国都有体现。目前中国的人口已达到13亿；人均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资源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每年由于洪涝、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废气、废水及固体废物等主要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专家估计，环境污染每年耗费中国2830亿元。难怪国外有人说，繁荣的中国有重复西方工业国老路的危险。
国际经验证明，经济起飞阶段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健时期，同时也是最困难时期。
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怎样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重庆市委党校教授王忠：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中国社会主义本质决定了我们是不能接受这一选择的；二是超前实行发达国家现行的高投资、高技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模式，但是我们当前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不允许；唯一的选择就是第三种，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承受能力，把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有效地结合起来，探索一条投资省、效果好的新途径，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给我们提供的思路。可持续发展战略是21世纪中国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是国情所需，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江泽民同志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生存发展大计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是“强国富民安天下的大事”。
近年来，我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为控制人口增长、改善生态状况、遏制环境污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实施的天然防护林工程、“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等，都取得了明显的生态效益。到2001年底，全国自然保护区达1551个，总面积为12989万公顷，占陆地国土面积的12.9％，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从绿色奥运到南水北调，从西部大开发到绿色青藏铁路，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理念：可持续发展。
在黑龙江伊春市，有一片郁郁葱葱的“马永顺林”，这是一位“伐木英雄”在垂暮之年栽下的。林业工人马永顺一生伐木3万多棵，获得奖状和勋章无数，这曾是他最大的骄傲。可是，到了晚年，望着门前的荒山秃岭，他涌起了一种负疚感。于是，他开始偿还“绿债”，成为新时期的“植树英雄”。如今，我国大多数林业工人都与马永顺一样，放下油锯和斧头，走进了造林护林的行列。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环保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绿色正成为五彩缤纷的现代中国最时尚的色彩。
问：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平民百姓，都认识到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那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否就会平坦了呢？
王忠教授：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仍存在着制约因素，环境并不宽松。一、我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存在，贫困很容易触发掠夺性开发；二、技术条件的制约，缺乏技术及人才是西部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
问：也就是说，如何走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王忠教授：对，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此来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党的十六大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方向、指明了目标。我们坚信：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的天将更蓝，水将更清，山将更绿，人民的生活将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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