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享誉全国的“京城活雷锋”孙茂芳离开工作岗位已两年多了。这一天，他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与100多名博士生交流体会。一位博士生直言不讳地说：“你的行为很让人敬佩，但在今天还有多大价值？！”
孙茂芳回答：“我甘愿做一个学雷锋的‘火种’，走到哪里，就传播到哪里。请相信，学雷锋会在华夏大地形成燎原之势。”
他的话赢得雷鸣般的掌声。3个小时的座谈，莘莘学子意犹未尽，他们主动提出加盟孙茂芳的“京城学雷锋网站”，为社会奉献自己的热情与爱心；全国先进班集体的博士生把一枚校徽别在孙茂芳胸前，以表达他们的由衷敬意。
孙茂芳1964年一入伍，就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念头。天不亮起床打扫卫生，为战友洗衣服，为驻地百姓挑水……做这些事他不曾留名。风风雨雨30多年，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孙茂芳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呼唤精神文明的人要大胆更新观念，敢为人先。为什么不能用自身形象为雷锋精神做宣传？为雷锋精神做宣传，就是为党做宣传。出于这种想法，孙茂芳做好事再不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而是打着旗子、亮着名字、挂着牌子去做，大大方方接受记者采访。为党的事业树碑，为解放军扬名，为新风正气呐喊，有什么不好？对此，他心里很坦然。
2000年初，孙茂芳从北京军区总医院副政委位置上退下来时，不少人劝他，学了几十年雷锋，辛苦了半辈子，现在岁数大了，该歇歇脚了。可孙茂芳有自己的追求。他认为，自己这么多年坚持学雷锋，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与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和鼓励相比相差甚远；学雷锋的道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一个人退休只是退出工作岗位，没有退出为人民服务的行列，应该继续实现自己早已立下的学一辈子雷锋、做一辈子好事的誓言。于是，他自觉把退休作为一个新起点，在学雷锋的道路上与时间展开赛跑。退休二年多来，他坚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千百万工程”——百堂党课进社区，家访百名青少年，在全国各地中小学成立百个学雷锋中队；每年在学校培养千名“小雷锋”，发放千张学雷锋联系卡；进行“学雷锋万里行”，每到一地，联系当地学雷锋单位和个人，做好事，做报告。作为火种，他不顾两鬓已斑，始终朝气蓬勃，走一路，红一路。
2002年5月2日凌晨，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睡梦中的孙茂芳，开门一看，一名陌生的青年正在流泪。他急忙把青年让进屋里。得知这位姓郑的青年曾在南京军区某部当兵，1998年武汉发生洪灾，已退伍回家的他又穿上没有军衔的军装回到部队参加抗洪抢险，还为灾区捐了500元钱。在抗洪抢险中落下腰肌劳损的毛病，当时没跟领导讲，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次专程来北京治病，在火车上携带的3000元钱全部被偷，在西客站饿着肚子呆了一个晚上，危难之际想到京城活雷锋孙茂芳，便四处打听着找到这里。
听了这番话，孙茂芳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一样，赶紧到洗手间给青年调好洗澡水，又拿出自己的新衣服、新袜子让他换上，老伴到厨房很快给他做好了饭。小伙子在孙茂芳家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老孙不仅掏钱为他看病、取药，还陪他逛北京城、在天安门广场照相，临走时又给他500元钱作为路费。回到家乡后，小郑写了一封十几页厚的感谢信寄到一家报社，报社编辑含泪读完全文，当即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为“名利”所累——孙茂芳对这句话作了新解，变成为“民利”所累。他每次做完好事，都要发出一张留有电话号码的“名片”（即“便民联系卡”）。联系一个“民”，就增添一份“累”。
去年冬天一日，孙茂芳家的电话铃响了，话筒中一个稚嫩诚挚的声音说：“我是北京市十五中雷锋班联系人，班里的同学盼望孙爷爷能带领我们搞一次学雷锋活动。”听到慕名求助者的要求，孙茂芳知道又要受累了，但心中十分轻松十分快慰，立刻就答应了。这是许多应邀赴会中的一次。他觉得，这样为“民利”所“累”是一种生命运动，一种精神传播，一种人生快乐。
据老师、家长反映，那些受过孙茂芳教育、带动的大多数孩子基本道德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文明礼貌代替着粗野举止，主动做家务代替着娇生惯养，关心他人代替着自我为中心。在孙茂芳周围，学雷锋“火种”，渐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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