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社会上备受冷落，似乎已被囿于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象牙塔中。由于功利的驱使，对研究成果的“量化”追求以及评价体系的不合理，导致了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浮躁、媚俗以及“泡沫成果”泛滥的现象，有些研究者因此以为应该“为学术而学术”、“回归乾嘉”，试图以此来纠正学术上的种种不良倾向。
其实，古代文学研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和影响缩小，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然而这决不是说，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恰恰相反，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在21世纪，每个民族都必须努力建构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个性的思想文化，而古代文学研究则是其不可忽缺的部分。
清初兴起的考据学派，本以儒家经书（兼及史部）为研究对象，但是他们考证字音、字义（训诂）、版本等，主要源于对宋明新儒学的怀疑，目的在于探究“六经”之本意，进而反思朱明王朝灭亡的原因，寻求一种救国救民的道理。考据学的奠基者黄宗羲和顾炎武，都不取朱熹的新儒学：黄以王阳明“心学”为背景，顾则强调原始儒学。顾炎武主张回归本经，求其语言文字的知识解，然后再谈从中汲取经国治世之道。他认为儒家“义理”在经书中，治经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声音，从而规定了考据学的路径、方法。惠栋、戴震继承清初学风，实事求是地研究古经及其注疏，力图恢复六经之本意。特别是作为乾隆后期考据派领袖戴震，其治学向以“闻道”为第一义，密切联系着对理学的批判，甚至因公开提出“以理杀人”的命题而震撼天下，从未隐瞒其“考据”的理论目的和社会目的。
戴震以降，其学一分为二，专治“小学”而不言“义理”的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只是其中一翼，另有焦循、凌廷堪等人仍然坚持追求理论上的批判与阐释。因此，就总体而言，乾嘉学派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和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学术研究为形式的思想文化潮流，表现出对历史、对社会的热切关怀。笼统地说，乾嘉学派是为考据而考据，为学问而学问，显然是以偏概全，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潮流，乾嘉学派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顾炎武“复三代之治”的方案，由于“迂阔不切于事理”而不为时人所重；戴震所提出的一套“义理”受到“理学”和“古学”两方面的反对；凌廷堪提出的“礼治”只不过由他的学生李汝珍在小说《镜花缘》的君子国里演绎了一番。乾嘉学派社会关怀的失败，就其自身来说，在于作为一个学派，它始终没有冲破“经学”的桎梏。因此乾嘉学派虽然以纠讹辨伪为己任，却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陈旧思想文化体系的维护者。我们今天所以尊重“乾嘉学派”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所以对“乾嘉学者”怀有深深的敬意，是因为在严谨求实的作风和实证方法上，“乾嘉学派”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20世纪初兴起的我国“现代学术”，首先是对“学科”分类的认识，摆脱了中国古代学术混沌不分的传统，使研究的基础理论、思维方式、研究方法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虽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和多次的起伏，但成绩总的说来是巨大的。今天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在上个世纪所取得的超越古人的成绩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切都建筑在这种学术由“古代”向“现代”的转换基础之上。
最近几年，有些人很喜欢谈论“大师”问题。有人认为，上个世纪初，出了一些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他们在文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后继者的楷模，后来再也没有出现“大师”，使我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今不如昔。这样一种意见比较悲观，也不尽符事理和实际。因为上个世纪初正是中国学术跨进“现代”门槛的时代，所以那个时代出现了一批在各个学科“开山”的学者，这是一个无法重复、也是后世无法比拟的历史现象。但这种看法同时也提醒人们思考：我们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难以超越前人，以至目前出现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总是表现出量的增长而少有质的提高？原因固然很多，如果仅从学术本身来说，主要问题之一大概就是我们在基础理论、观念方法上没有超越前人。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或者盲目追随外来的理论，随时套用别人的概念、方法；或者“以古证古”，有意无意地消解现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以繁琐考证、放弃思想创造为学问——都是作为一种“现代”学术基础理论薄弱的表现。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要想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提高，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解决学科的理论建设问题。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学科理论，可以是多元的、开放的、允许探索的，但决不能从理论到理论，或者再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而是应该通过研究实践形成和发展的。我希望，这种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学科理论，既应该是民族的，又应该是世界的，从而使古代文学研究成为既是历史的，同时也是现代的一门学科。而所谓学术的“现代”意义，不光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其所体现的的文化意识、文化精神更应该是现代的。我们既要继承优秀传统，通过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交流吸取新的东西，也要敢于创新。而为了促进学术的进步，我们应当敢于提倡个性，允许学派，允许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给学术以更充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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