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来，论者都给予陈子昂的“兴寄”说以崇高评价。其实，陈子昂的“兴寄”说只是一种复古倒退理论，对于唐代及以后千年诗歌的发展起着阻碍、压抑甚至扼杀的恶劣作用。
陈子昂的“兴寄”说，仅见于其《修竹篇》诗序：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竟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当有知音，以传示之。
综观全文，作者的中心论点是认为从晋宋到唐初“文章道弊五百年”。理由有三：一是汉魏风骨晋宋莫传；二是齐梁间诗兴寄都绝；三是风雅不作。最后他指出东方虬的《咏孤桐篇》正是体现了汉魏风骨（建安是汉献帝年号，正始是魏齐王曹芳年号）的“兴寄”典范。据此，这段话只能概括为“道弊”说。把这段话概括为“兴寄”说乃是后人的附会。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有着复古的传统。一般人在谈到自己的理想（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学或其他）时总是打着复古的旗号。问题在于，有些人是借复古以革新，有的人却是借复古而倒退。陈子昂正是属于后者。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和以王粲、刘桢为首的“七子”称雄诗坛。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变”，他们都“雅好慷慨”借诗言志（《文心雕龙·时序》），写作了大量“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抒发经国济世之抱负的诗篇。所谓“汉魏风骨”正是表明了诗歌政治功用的突出特点。
司马氏父子以阴谋手段篡夺曹魏政权，深受儒家礼教薰陶的文人们奋起抵制和反抗，结果遭到残酷镇压。面对血腥，诗人们不得不遁迹山林不再关心政治和社会，诗风于是一变。如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的口号，认为诗歌只要写出作者感情并且文辞漂亮就是好诗。谢灵运沉醉山水自然之美，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理论的明确和实践的成功使得汉魏那种“风骨”诗退居一旁再也无人传承。降及齐梁，在“文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的思想指导下，萧氏父子以皇帝之尊皇族之贵对于女性人体美的赞颂，大量创作宫体诗。简文帝萧纲不仅批判曹操父子的作品，认为“论之科刑，罪在不赦”（《答张赞谢示集书》）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且从理论上提出了“立身先须谨慎，为文且须放荡”（《诫当阳公大心书》）的口号，公开与儒家诗道观决裂，宣布“为文”的文学必须脱离“立身”的政治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此情形下，“风雅不作”实乃理所固然。不仅如此，由于表现题材的需要，诗人们不得不采用一种客观展示的铺叙写法，作者与题材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画家与模特儿一般”（《闻一多全集》第二卷），以前那种主观抒情的“兴寄”写法自然绝了迹。总之，从陆机的“缘情”说到萧纲的“放荡”说，从谢灵运的山水诗到萧氏父子的宫体诗，无论在题材的选取上还是在写作手法的运用上，晋宋齐梁的诗人们完全否定了以前那种“风雅”诗道、“风骨”内容和“兴寄”写法，从而把诗歌的发展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陈子昂的“道弊”说用一个“莫”字，一个“都”字，将晋宋齐梁诗完全否定，一棍子打死，当然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站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立场上的简单复古不是倒退还能是什么呢？晋宋齐梁诗人们突破儒家诗教否定诗歌政治工具论，强调诗歌抒发作者情感的独立发展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文学的重大发展。陈子昂用简单的反否定方法力图再次复古到诗歌政治工具论，这样的复古不是复辟又是什么呢？
唐太宗刚刚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便立即着手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他命令孔颖达等人组织专门机构整理儒家经典颁行天下，完善隋炀帝草创的科举制企图把天下英雄纳入为朝廷服务的“彀中”（王定保《唐摭言》）。与此同时，他亲自撰写诗文表明自己“慷慨怀古，思彼哲人”之心，号召“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帝京篇》诗序）。咸英之曲据说是帝尧时期的盛世乐章，是儒家所崇尚的典范。一个“用”字，一个“变”字，把诗歌的政治功用表达得十分明确而且透彻。因此，唐太宗所思的“哲人”只能是孔子之流，他的“怀古”只是全力恢复诗歌的“风雅”古道罢了。高宗和武则天在各种不同范围、程度和意义上发展了唐太宗的“风雅”诗道。由于唐太宗们的特殊地位，“怀古”说产生了巨大影响，给予诗人们自觉坚持晋宋齐梁诗风以沉重打击。陈子昂的“道弊”说只不过是唐太宗“怀古”说的延伸和翻版，是以诗人的身份对于“怀古”说的呼应。由于身份特殊，陈子昂“道弊”说蒙蔽作用当然更大，对于晋宋齐梁以来诗歌独立发展的阻碍、压抑甚至扼杀作用当然更加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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