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白的头发，睿智的双眼，瘦小的身材，劳碌的身影……为了敦煌，她扎根大漠、呕心沥血近40载。在人们心中，她是守护莫高窟的“飞天女神”，是中国敦煌学的又一面旗帜。她，就是著名的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院长、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樊锦诗。
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上海，1963年9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大学期间，她就被阎文儒教授开设的《石窟艺术》课迷住了，热烈向往着有1600多年历史的敦煌。1962年，利用到莫高窟实习的机会，她来到了这个梦牵魂绕的地方。被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打动，她很快就专心致志地投入了学术调研活动，全然忘记了洞窟外茫茫的荒漠，忘记了用马厩改建的陋舍，忘记了苦涩、令人腹泻的饮用河水，直到有一天，她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全身浮肿、晕倒在洞窟里……鉴于突出的实习表现，她被时任敦煌研究所（研究院的前身）所长、著名敦煌学家常书鸿先生所器重。
一年以后，常先生点名要樊锦诗毕业后来莫高窟工作，而学校也同时决定让她留校。她没有犹豫，当即决定奔赴敦煌。自此，这个生长在上海、就读于北京的都市女青年，全身心地投入了她梦中寻找的地方——敦煌，把大都市远远抛在身后，在大漠深处开始了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
樊锦诗到敦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和同事撰写敦煌第一部考古调查报告。历经数年刚完成草稿，就因“文革”被迫中止，一停就是10年。10年间樊锦诗被迫无休止地开会、劳动、参加大批判，只能默默守望着敦煌，但她的心从未离开心爱的敦煌。
樊锦诗的丈夫是北大的同班同学彭金章，在武汉大学任教，俩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樊锦诗的第一个孩子生在遥远的大西北，临产前3天她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孩子未满月，她就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糊得满手、满脸、满身，小衣服被扯开了，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樊锦诗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一直拴了7个月，可每次走近家门听不到小宝贝的哭声，她的心就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死？”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把大儿子安顿在丈夫身边，小儿子寄养在上海母亲家里，一家人就这样分居三地20年。每次探亲，儿子就会期待地问：“妈妈，这回能待多久？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呀？”
十年内乱结束，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和院长段文杰四处奔走，解决敦煌学研究人员紧缺的问题，努力澄清“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历史误会。全国先后有20多名专业研究人员和大学生奔赴敦煌，一支包括物理、化学、气象、地质、林业、建筑、修复、计算机等诸多学科在内的莫高窟科技保护队伍和一支石窟考古、历史文献、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诸多领域的敦煌学研究队伍已经成长起来。
樊锦诗和研究人员运用类型学和层位学的方法，先后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代及唐代前期的洞窟分期断代》等论文，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敦煌石窟分期排年成果。
徜徉在莫高窟，你会惊叹那些无与伦比的石窟艺术保护得如此完美，你会惊讶黄沙的腹围之中竟伸展着一个繁花似锦、绿树成荫的窟区环境。这是以樊锦诗为首的“第三代莫高窟人”的杰作。她主持领导保护与研究工作期间，形成了一套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环境监测与研究，对窟区大环境及洞窟小环境作出了科学的质量评价；以工程防沙、化学治沙、生物固沙为主的综合治沙防护系统已经形成；独创了一套砂砾岩石窟崖体裂隙灌浆、风化崖面防风化加固的材料与工艺；探讨了壁画病害产生的机理，研制出几种新的壁画修复材料；她最早提出利用计算机技术永久保存敦煌壁画、彩塑的构想，领导并负责了《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这个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已开始推广使用；她领导的《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课题，首次将“墙壁上的博物馆——敦煌莫高窟”用多媒体及智能技术展现在人们面前；她提出并实施了“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敦煌信息中心”等13项文物保护与利用工程，构筑了新世纪敦煌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宏伟蓝图。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称赞现在的敦煌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和精心管理的典范”。
举世瞩目的“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多次在莫高窟举办，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的310多位敦煌学专家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这次盛会上，敦煌研究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充分显示了它在国际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一篇篇高水准的论文、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令国内外学者们深深叹服：“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也在中国。”
樊锦诗的敦煌梦之一，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热爱敦煌、保护敦煌。1988年至1992年，她组织力量进行了敦煌石窟壁画乐器的仿制及研究获得成功，多次在日本、法国、印度、台湾、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兰州等地举办敦煌艺术展览，引起轰动。她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批介绍敦煌的通俗读物、VCD光盘，为弘扬敦煌文化倾注了满腔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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