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与该民族能否坚持、弘扬本民族的主体精神关系至巨。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之所以不断显示出顽强、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有非常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到了近代，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度过八年抗战等艰苦卓绝的难关，扭转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全国人民为自强不息、不畏强权、热爱和平、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所鼓舞，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感天动地的活剧。
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抗日战争都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典范。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就达到60亿美元，而中国只有13.6亿美元，其差距是4.4∶1。日本陆军在数量上虽少于中国，但其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日中空军军力比率是8∶1，海军军力比率是13∶1。由此可见，日本的军事力量占有明显优势。但八年抗战的结果众所周知，现代化程度低、又贫又弱的中国战胜了现代化程度高、又富又强的日本法西斯。那么，贫弱的中国靠什么战胜在经济、军事力量方面比自己强大数倍的日本帝国主义呢？从有形的国力来说，在于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从无形的国力来说，则在于中国军民有为保卫国家顽强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后盾。日本侵略者虽然一时蹂躏我神州大地大片国土，但它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不可能打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日本之所以最终失败而中国之所以最后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烈现实，中国军民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与强大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又一次谱写出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精神新篇章。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就表示：“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这不只是某个人的豪言壮语，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它表现了全民族在民族危机面前同仇敌忾、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坚定立场。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自发地拿起土炮洋枪，掀起汹涌澎湃的反侵略斗争。此后14年中，从沈阳到喜峰口，从芦沟桥到上海，从徐州会战到武汉保卫战，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游击战，中国人民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生死搏斗，无数中华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动人的乐章。
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华儿女一向盛赞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鄙视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的汉奸、卖国贼。爱国是大忠，卖国是巨奸。“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便充分表达了中华儿女对民族败类的唾弃。在抗日战争中，不甘做亡国虏的中华儿女同极少数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同样进行了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使王克敏、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等一小撮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的汉奸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天网恢恢，日月昭昭，汪精卫等极少数汉奸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犹如过街老鼠，惶恐度日，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长期以来，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鼓舞下，中华民族形成了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显示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在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正是凭着坚不可摧的民族意志，坚持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洗雪了百年国耻，振奋了民族精神。这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协助第二战区守卫晋北长城线防线时，取得平型关伏击战大捷，毙敌1000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首次打破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和士气。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恃其装备先进，炮火猛烈，不断发起冲击，但中国守军顽强奋战，以伤亡近两万人的代价，击溃了日军精锐部队对台儿庄的进攻，歼敌一万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这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还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派出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同作战。在1942年的入缅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受到国内外人士的广泛赞誉。正是因为中国军民的顽强奋战，牵制住日军主力，才使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大大减轻，并对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尽忠报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历代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每当国家有难的关键时刻，这种传统就激励着热血男儿为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战。在抗日战争中，更是涌现出许许多多执干戈以卫社稷、“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民族英烈。
七七事变发生后，参加过长城抗战的抗日名将佟麟阁表示：“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马革裹尸，唯一死报国。”在芦沟桥抗战中，他腿部中弹，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但他说“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带伤坚持战斗，旋被敌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在太原会战中壮烈牺牲的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原在大后方学习，战事爆发，他主动请求上前线，行前即抱定牺牲之决心，在战斗中率部奋勇抵抗，牺牲时年仅39岁。他在战地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说，“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在八年抗战中，像这样的事例真是多得不胜枚举。
自古以来，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中华儿女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就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民族气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就是这种崇高民族气节的生动写照。在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以及广大的爱国民众，都没有退缩，没有偷生，而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着民族国家的尊严，表现出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民族气节。
在正面战场，绝大多数中国将士们都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在淞沪会战中，守卫宝山的姚子青营与数倍于我的敌军拼死战斗，全部壮烈殉国。在台儿庄战役中，腾县守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体阵亡。在襄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赴前线指挥，身被六处重创，仍振臂高呼杀敌。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心里都平安。”在敌后战场，无数人民军队的优秀儿女为国家和民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赵一曼在日寇面前，坚强不屈，英勇就义。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在抗击敌人到最后一刻时，不甘被俘受辱，投江而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弹尽粮绝，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八路军班长马宝玉等五人为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将日军吸引在狼牙山顶峰之下，战斗到最后纵身跳下悬崖。即使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在对敌斗争中也表现出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如冀中敌后深南县王家铺村，在一次敌人“扫荡”中，日军抓了20多名村民，威逼他们说出八路军的隐蔽处。但他们宁死不屈，守口如瓶。敌人一连杀掉14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吐露真情。凡此等等，无不表现出中华儿女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崇高气节。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每当出现外敌入侵时，中华儿女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凝聚力又得到进一步增强。中华儿女清醒地认识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整个民族都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当时在中国大地上，不仅有几百万军队在同日本侵略军拼死厮杀，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处处都涌动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一首《松花江上》唱出了东北人民打击日寇、早日收复家园的强烈愿望；一首《满江红》唱出了全国人民痛恨日寇、志灭日寇的决心；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把所有中华儿女都团结到一起来，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早在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就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坚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倡导国共合作，并主张全面抗战。七七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背景下，曾经血战十年的国共两党终于以民族大义为重，共捐前嫌，化干戈为玉帛，共纾国难。在抗日战争中，除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绝大多数中华儿女不分阶级阶层，不分民族种族，不分性别年龄，不分文化程度，不分宗教信仰，都团结在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共同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战，从而形成了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格局，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民族精神既有稳定性，又有时代性。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精神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曾根据全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伟大实践，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作了一个方向、三种精神的高度概括。一个方向，就是鲁迅所代表的方向。“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三种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坚决反帝反封建的愚公移山精神。而归结到一点，就是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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