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先生做鲁迅头像

中国现代文学馆盖新馆的时候，院子里要放十几尊作家雕像。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刻家们。孙家钵教授在替文学馆物色人选时，一口咬定，鲁迅雕像最好请在巴黎的熊秉明先生做。孙教授说，北大建校百年时，熊先生为北大做了一尊鲁迅雕像，相当好，可以请他再做一尊。不过，一要做得大，二要做成铁的，做的过程中自然会有若干改进。孙教授自告奋勇，答应替文学馆去联系。熊秉明先生和中央美院的老师非常熟。巴黎是艺术朝圣的地方，中央美院的老师差不多都去过巴黎，或进修，或参观，或工作。他们很少有不认识熊先生的，他是地主嘛，一来二去，便很熟了。都知道他有一尊《鲁迅头像》；不过，头像的最初雏型很小，是几层硬纸板剪贴起来的。看过的人，都叫绝，以为创意、造型都很好。

很快传来了消息，熊先生答应为文学馆做鲁迅头像，而且要有大的改进。他说他先要带一个石膏小样来北京。

果然，熊先生和夫人飞抵北京，由孙家钵教授做陪，扛着石膏小样，亲自登门，送到了我家。小样既不小，又不轻，虽是石膏的，因有半米高，也有相当的分量，千里迢迢，够他们二位拿的。

熊先生谈了他的构思。他很强调：材质一定要用钢材，只有钢材才能充分体现鲁迅先生作为民族脊梁象征的那种硬骨头精神，而且钢材的颜色也最能传递鲁迅先生身上的那份刚毅、朴实和凝重。

我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二年夏天，熊秉明先生以80多岁的高龄，冒着酷暑由巴黎赶到北京，亲自动手在现场放大样：用气焊枪切割钢板，再用电焊枪组合焊接，天天如此，不吃午餐，连续作业，直至成形。我曾随孙家钵教授去郊区的一座工厂看他操作，大受感动。我看到的是一种近乎宗教狂热一般的对艺术完美的追求，是一种废寝忘食的身临其境，是一种存在于全过程中的全身心的创作历程。

我有点明白了：法国式的艺术辉煌究竟来源于何处？闹了半天，它来源于汗和血，来源于烈日和严寒，来源于八十高龄老汉手中的焊枪和榔头！

当头像在文学馆院里安装时，这种精神又一次得到展现。熊先生和夫人对基石的尺寸、高矮、颜色以及安放位置都有严格的要求，量了又量，看了又看，反反复复地量，测试，比较，甚至返工，极其严格，一丝不苟。

结果，出来一个杰作——每一个看见头像的人，第一眼就感到震撼！

熊先生是学哲学的，后在法国学雕刻，又研究书法。这几样——中国、法国、哲学、雕刻、书法——全揉在了一块儿，其结果就出来了一个非常奇特的鲁迅头像，好像用任何主义，譬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绝对无法加以概括。它是个全新的东西。新得出奇。

它神似，而不是形似，这是中国画的魂。虽为正面像，整张脸上却只有一只眉毛，一只眼睛，加上一个鼻子和一把胡子，活活的一个鲁迅先生！神似到家了。

它只有大线条，而没有细节的刻画，这是中国书法的魂。中国书法是线，没有片，没有面，有许多空，讲究稀疏，空灵，不满满当当。熊先生发明了一种以线、钢棍、钢条为主体的雕刻，空灵之至，这与他深入研究书法有关。鲁迅雕像的脸是个大平面，靠着外轮廓上的线“切”出来，简直就在写中国字。

它是纯黑的，不是大理石的白，不是青铜的绿，不是铜雕的深褐，也不是泥塑的彩，而是墨的颜色。一抹黑，是中国书法的基色，又是法国印象派艺术非常注重颜色和光线的极致发挥。

它是多层的，梯田式的，“借光”出彩，给光线充分的效果，仿佛是浓墨和淡墨的笔触在一笔一笔地叠加。这是中国写意画手法在现代雕刻用品上的最神奇的移植。于是就出现了苍桑感，正好符合鲁迅先生的老辣、深厚和苍劲。

它是多棱的，所有的转折都是尖的，叫做真正的有棱有角，没有一个弧形，没有一个半圆，没有一个平滑过度，全是硬的。什么叫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什么叫用形式体现内容？什么叫好的艺术语言？什么叫艺术产生感人的力量？什么叫不程式化和不公式化？这就是！鲁迅头顶上那一抹头发，做成一个斜的四边形；左耳下面的颌部有几个多边形组成三层起伏，瞧瞧，一个“倔”字马上就出来了。这个颌部表现手法几乎成了这座头像最动人的亮点，那种在沉默中的咬牙声都仿佛听得真真的，真可谓神来之笔啊。

最法国的东西，比如变形，比如抽象，比如光线，比如颜色；与最中国的东西，比如神似，比如线条，比如稀疏，比如笔力，全放在了一起，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中国的东西，而且是骨子里的中国东西，用中国的东西去包容和融解了外国的东西。

叫做现代的中国东西吧。

熊秉明先生的发小好友，杨振宁博士和夫人专程来文学馆看鲁迅头像。足足看了一刻钟，转了三圈。他看着头像，读着刻在头像背面的鲁迅先生在《野草·墓碣文》中的话，那是熊先生刻意选出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思索良久之后，他突然说：我感到惊心动魄。回到美国，杨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国现代文学馆和鲁迅头像》，寄给《光明日报》发表。

这是一句最中肯最恰当的评语。

熊秉明先生也为自己在中国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