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纷至沓来的新书，读者自是欣喜有加。然而，经一番浏览，读者心头不免掠过阵阵忧虑：其中“有多少书可以重读”？
虽说，在累累新书中，不乏为读者叫好的精品，但终究少得可怜，更多的书只要细细审读，读者就不难捕捉流溢字里行间的作者的浮躁心态。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的四卷本文集，散文卷有篇数万字的长篇散文，记录的全是她女儿出生和成长的流水账。这其中的猫腻很明显，为凑足四卷本计，便不得不拿这样无聊的文字来凑篇幅。这不是糊弄读者又是什么呢？这样的书籍谁会去“重读”呢？
而今，书坛上的抄风亦令人愤怒。有的人成天读书，可读的目的全是为了“著”，所选的书亦是围绕着“著”，边读边抄、边抄边“著”。不要说一般的书有人敢抄着“著”，就连词典都有人脸不改色心不跳而大部大部的抄袭拼凑哩！难怪有人说，现在成名成家实在容易，只要有胆量，凭一把剪刀、一瓶浆糊，足以编出几部惊世“力作”，赢得几顶骄人桂冠。
其实，不必说上述书籍的质量是如何如何的低劣，即便是那些够档次上级别的获奖作品，又有多少属“绿意盎然，大有四季常开，花香不败意蕴”之列，且能够让人读得有滋有味，以至几年以后“可以重读”的呢？
一本好书，就是一道迷人的风景。如果我们能够在屠格涅夫的草原上狩猎，在海明威的大海里捕鱼；因红楼梦断、春江水流而动容感怀，因三国英雄、梁山好汉而荡气回肠……如此这般，便是读者的福祉。与先贤交谈，与伟人相对，与诸子百家争鸣，与不同肤色、不同时期的思想者探讨，这是怎样的一种诗性情绪呵！这样的书籍，何止看一遍了得！
无论是历代中国学者推荐排在前十名的书，还是北大学子应读的书目；无论是中国人推荐的十部外国名著抑或外国人推荐的十部外国书目；无论是胡适开列的《中学国故丛书》目录或者鲁迅开列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书籍绝对是让人“可以重读”的经典著作，不论何时何地，它们都将以特有的无可替代的魅力照耀人类，照亮世界。前不久，我去电与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青年女作家王旭烽通话，问其最近在读什么书。她说：“国庆期间，我又重看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鲁迅杂文选编》，以前是从鲁迅的思想性上看全文，现在是从文本角度看，1919年写下的文字现在读来依然充满着新鲜感，就像写在现代。鲁迅不愧为中国民族魂。”鲁迅的书，让人激荡重读的兴味，且常读常新，这不就是名著伟岸独啸的雄风么？
记得台岛诗人痖弦《寂寞》诗曰：“一队队的书籍们，从书斋里跳出来，抖一抖身上的灰尘，自己吟哦给自己听起来了。”有书无人读，就像秦宫女“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一样，这大抵是书的可悲命运。然而，且慢，倘若这“寂寞”是对那些让人不愿“重读”的书籍而言，这些书籍又何怨之有？不要说大可置之不理，即便是一掷了之，又有何妨？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读书人都需要正常的记忆力，但擅长记忆的人一定会擅长忘记，会读书的人一定会扔书——把一些丑陋心态和低智商的喋喋不休的书扔进垃圾堆，而这不过是下决心忘掉它们的物化行为而已。
如此一说，我的心不禁抽搐起来。是啊，如果我们不能为后人留下反映当今这个伟大时代伟大创造的“可以重读”的作品，我们何以接续永恒的春秋辉煌？
让更多的书成为“可以重读”之册，令更多的人去读“可以重读”的书，理应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和责任。毛志成先生曾说：“著书、读书是作为一种功利活动或职业活动；还是作为一种意愿，一种兴趣，一种时尚，一种民风？对于衡定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或文化意识及一个时代的思想品格或民俗质量来说，后者才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妙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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