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唐摭言》卷一五“杂记”记载，唐太宗来到端门，看到新科进士于榜下鱼贯而出，曾经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科举制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选官方式，其实是将“天下英雄”诱入最高权力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之中的制度。
自科举制度形成并健全之后，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确实得以空前稳固。知识分子以仕途为唯一理想归宿，以所谓“治国平天下”为唯一志向，致使整个知识阶层成为官僚队伍的后备力量。几乎人人都汲汲于功名利禄，使得专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寥若晨星。中国古代士人价值取向和社会人才流向的这一特征，也是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严谨完备，然而科学技术却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科举以及与科举相关的制度，影响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风貌。而科举制度导致士人知识结构的狭隘，也是显著的事实。在科举制之历史文化弊端的另一面，我们看到，这种制度的作用，也促成了普遍持久的读书风尚，有益于社会重学风气的形成。而考试本身作为选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也体现出追求公平公正的出发点。
王炳照、徐勇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研究》是一部比较全面地总结和分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学术专著。作者记述了科举制由察举制发展而来的历史轨迹，分析了科举制度演变的外部条件与内部机制，对于科举制与专制主义政治和专制主义文化的关系，也分别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考察，就不同时段进行了讨论，直至近世“改科举、废科举和兴学堂”的历史进步，也有详尽的说明，由此勾画出了科举制度史的大致脉络和基本的轮廓。对于科举制度本身的规范化与程式化，作者从科目设置的规范化、考试范围的规范化、考试内容的规范化、考试方式的规范化与标准化、科举考试组织的规范化、考试周期与考试时间的规范化，以及考试机构的衍变与规范、科场规范、高度程式化的范本——八股文和试帖诗等方面，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说明。作者还论述了科举制度与官学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的关系。
“科举制度与社会风气”一章，是书中考察比较深入，分析比较透彻的部分。作者论述了科举制下诸多社会文化现象的变化，如科举制下士庶关系的演变、等级特权意识的普遍化，以及科举制下的婚姻家庭关系、读书风气、学风和文风等，往往多有新见发表。
作者引录文天祥在试卷中对当时读书唯以求利的世风的批评，以为科举制度以功名利禄奖劝读书，导致了士风的堕落。试官王应麟上奏说：“是卷古谊如龟鉴，忠肝如铁石，臣敢为得人贺！”针对学界风气的败坏，王应麟感叹道：当今大患之一，就是“士大夫无耻”。顾炎武也指出：“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与潘次耕札》，《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王夫之也说，“贡举之于天下，群人士而趋之者也。”“士习不端，成千余年之恶俗，伊可叹也！”（《读通鉴论》卷二六《穆宗二》）作者还分析道，“由于读书者甚多，而经由科举入仕者甚少，就造成士群中穷与通两极并存，也造成社会上读书做官与读书无用两极并存。而无论在哪一极，都不存在士人的健全精神，也不存在文化的健康发展。”由此导致了士风的“浮薄”，士气的“僵死”，士心的“麻木”，士节的“沦丧”。大历十一年试《花发上林苑诗》，周渭诗结句：“一枝如可冀，不负折芳心”，独孤绶诗结句：“愿君垂采摘，不使落风尘”（徐松：《登科记考》卷一○），都透露出“乞求及第”的“卑屈之心态”。
其实，“英雄”一入“彀中”，即陷于极沉重的奴性心境中，不仅只能帖帖听命，还往往面临着政治绞肉机的杀身危难。古人诗句所谓“万人死地当虎口，一旦生涯悬彀中”（〔唐〕僧皎然：《武源行赠邱卿岑》，《杼山集》卷七），“三窟虚营狡狯名，彀中日月自多惊”（〔元〕同恕：《题雪迳惊风图》，《榘庵集》卷七）等，都反映了这种情形。凡此种种，也是我们读《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能够体味得到的。
当然，因科举求仕主要是求“利”，但是也有期望施展政治抱负的情形。如曹之谦《上韩应州》诗所谓：“天挺英雄入彀中，堂堂自有古人风。乘机力赞兴龙业，唾手能收汗马功。”（《河汾诸老诗集》卷八）元好问《送德温同舍赴帘试》诗中所说到的，虽然也是求“利”，其情形却似乎是可以谅解的：“筋疲力竭仅乃得，墨水一升凡几辱。英雄俯首入彀中，举世悉然非子独。子家口众亲又老，岁月旨甘须寸禄。”（《中州集》卷一○）
《中国科举制度研究》虽然是合作撰著的成果，却能够大体实现总体的和谐，以及论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就社会科学合作研究的专题而言，达到这样的质量标准是颇为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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