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员沉重和“吃饭财政”，是重庆市在直辖之初面临的两大问题。直辖近6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改革党政机构、创新行政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创造性地进行了破解“黄宗羲定律”的有效实践。
近日，重庆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玉琴说，在绝对人口数相近的省市中，重庆市的行政编制数、政法专项编制数、事业编制数均为最低，而且各类人员均不超编。依照全国平均的财政供养比例，重庆财政总共少供养28.5万余人。
从计划单列市到直辖市，重庆管理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超过3000万人，面积增加两倍，达到8.2万平方公里，市辖行政单元也较直辖前增加了一倍。而市级机构人员编制不但未增加，反而比作为副省级市时还减少了4.3％。
新直辖市既要招贤纳士，又要裁撤冗员，重庆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配套措施：一方面，确定12条途径、9项优惠政策，对富余人员开渠放水，平稳分流；一方面，结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实施“三定”中，普遍实行竞争上岗。到2001年，全市机关实际分流25531人，由严重超编变成市级机关余编1000多个，区县乡机关余编1万余个。市级部门通过社会公招、竞争上岗，选拔了29名副厅级干部、900余名工作人员，一些区县也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了部分副处级干部和5000余名工作人员。
通过改革，机关人员结构得到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市和区县部门及乡镇、街道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下降3至4岁，全市机关人员平均年龄由42岁下降到37岁。市、区县和乡镇机关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比例分别上升了3％、7％和10％。
在较大幅度的人员分流后，绝大多数市级部门和区县机关短期内都不会有正常退休的自然减员。如果现有编制不严加控制，很快就会满编，甚至出现新的膨胀。
为防止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重庆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分流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同步推行，既以“减人”促“减事”，又以“减事”促“减人”。从1997年直辖到2001年，先后进行了两次行政管理体制调整，两次市级机构和一次区县乡机构改革，市委、市政府部门由102个减少到85个、内设机构减少了222个，区县级党政机构由平均约58个减为34个，乡镇党政综合办事机构由平均9个减为5个。直辖之初，重庆的区县机关共超编约6000人，到2001年底，已经拥有了1万多个空余的编制。
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直辖后的重庆行政单元减少，区县管理人口增多，较好地克服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问题。重庆总人口为3000余万，根据相关资料，人口数量与此相近的其他省市，均设有9至11个地、市、州，设置区县（自治县、市）最少为60个，最多达119个，平均为92个。重庆不仅未设地市州这一中间管理层次，区县也只有40个，平均每个区县人口为77.3万，远远高于同类省市的27.7万至45.5万，从而节约了大量机构和编制，降低了行政管理成本，减轻了农民负担。
通过体制创新，重庆的机构编制大幅精减。但精简不易，膨胀容易；改革虽难，巩固更难。体制优势如果不能尽快形成发展优势，在发展中巩固和扩大体制创新的成果，就极有可能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
在剩余编制的使用上，重庆市编委确定的原则是“从严控制、保证急需、逐年逐批、分步到位、凡进必考、社会公招”，适当留有余编，以利于调整。与控制、精简编制配套推出的社会公招、竞争上岗、双向选择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促进了机关作风的改善。
这些配套的改革措施，使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政企分开。市政府撤销13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区县政府不再保留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区县乡政府原有的855项职能，或者取消，或者下放给企业。二是政事、政社分开。全市各级政府总计将2000余项职能转移给事业单位、340余项转移给中介组织，并顺利实现了300多个中介机构与政府主管部门脱钩。三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直辖以来，累计减少的行政审批事项和审批程序已超过60％。与此同时，直辖以来一直坚持的理顺关系、简政放权的战略，也为重庆建成精简高效的政府打下了良好基础。市政府各部门共调整职能200余项，并将50余项管理权限下放区县；区县级部门共调整职能3000余项，下放乡镇职能近700项。区县活力迸发，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市经济新的增长点。
背景材料
黄宗羲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史学家。他在农民赋税研究中揭示出一个历史现象：历史上每一次“并税”改制，就会催生出一次杂派高潮。后人把这种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与湖北代表团座谈中表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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