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瀚在《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刊于《历史研究》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中认为，现代考古学虽日益发展为利用多学科方法与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在研究范围上渗入自然科学领域，但其主要及终极目的仍在于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因而从学科分类角度仍宜归于广义历史学中。文章通过讨论夏史与夏文化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指出中国原史、历史考古学与利用文献进行研究的狭义历史学间不应人为地相互封闭，学术界要力求建立一个科学的结合点。文章还对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间长期存在的隔阂状态形成的原因与近年来二者交融深化的趋势做了评述。
夏春涛在《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刊于《近代史研究》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等首义诸王在频繁选美的同时，借助严刑峻法，在太平军中继续推行隔绝男女、拆散家庭的政策，使得男女关系成为太平军中最大的禁忌，动辄得咎，导致广大军民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日益滋蔓。围绕婚姻等问题所引发的事态和变化是太平军军纪演变过程的一个缩影，对其战斗力的消长和军（官）民关系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康志杰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刊于《江汉论坛》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晚明至清中叶，有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长江流域（主要在中下游）传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耶稣会士们通过信函、日记、工作汇报等形式，向欧洲送去了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在耶稣会士看来，长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经济发达的文化圈。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物质生活、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为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欧洲了解中国开启了一扇窗户。
谢维扬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主要问题》（刊于《历史研究》二○○三年第一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史迄今未能在一系列主要和重要问题上建立起公认的解释的基础，为此，新世纪的古史研究需要有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在现代研究的水准上寻求建立真正合理和科学的古史史料学基本理论；寻求建立成熟的解释性工作的基础和提高其水准；依照课题的要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合理的跨学科研究并寻求建立合理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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