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十多年的开发建设，国家级高新区在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和实践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前，进入二次创业阶段的高新区正面临着旧体制复归的考验。一些高新区负责人呼吁：旧体制复归问题不容忽视，高新区二次创业必须坚持走体制创新之路。
很多高新区负责人都向记者谈到了困扰他们的旧体制复归问题。他们认为，旧体制复归主要表现在，随着高新区日益成长、壮大，有关各方派出的驻区机构越来越多。
值得注意的是，体制定位如不能妥善解决，有可能加速旧体制复归的进程，扩大旧体制复归的范围。
西部地区一位国家级高新区副主任说，在他们那里，现在最要紧的是开发区的定位问题。他们开发区行使地级政府的权力，具有本级政府的很多管理权限，但在法律上又没有明确地位，在很多相关问题的处理上，都受到制约。比如，本来开发区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应该有一定的发言权，但因为不是一级政府，所以不管是人大还是政协，开发区都不可能组团参加，如果合并到各地市去选代表，往往难被选上。又如，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有待解决的经济法律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多。没有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在制定政策上，从国家行政管理依法治理的角度严格说起来，不是一级政府机构，出台的文件就缺乏法律效力。
这位副主任为难地说，这个定位带来的体制上的问题是：要承担责任，就要向常规地市靠拢；如果开发区想要继续保持一支精干的适应市场化需要的队伍，就必须抵制住这种靠拢的冲动。为避免旧体制复归，这一开发区体制定位上的问题需要尽快得到妥善解决。
旧体制复归有其客观原因。西安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金乾生说，以往高新区管委会更多的是行使一种经济管理职能，比如产业项目引进、企业孵化服务等。现在，随着规模的扩展，涉及很多行政事务、社会事务，客观上必然要求健全这些管理职能，怎样健全？有些地区干脆就行政区化了，各种管理机构纷纷涉足，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高新区体制该往何处走的问题。
宝鸡市副市长、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吴苏平对成因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科技成果要实现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办国家级高新区就是要营造这样一种环境，这也就是经济特区的环境。所以，办国家级高新区，不仅是搞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实际上是在体制、机制、开发上走新路。高新区这个系统，明显比所处的传统环境优化很多，一次创业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年有这样大的进展，主要得益于体制、机制和技术创新。十年来高新区的发展体制越来越优于传统环境，在二次创业时，难免始终面临着退化或复归的干扰。在高新区发展环境内外压差越来越大的时候，就需要消除计划经济所形成的压差。正确地选择应是传统环境向高新区发展环境方向优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但是，传统发展环境能量大，惯性大，易拉着高新区退化。
一些高新区负责人介绍，旧体制复归往往带来以下后果，影响了开发区事业的发展：
——在体制改革上。从政府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水平看，开发区创建之初提出的原则是：小政府，大服务，一站式服务，一栋楼办公。结果现在部门一多，行政机构重又条块分割，服务水平低了，办事速度慢了，违背了小政府大服务的初衷。企业难以得到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和管理。
——在资金使用上。新增机构办理的事务，以往通过开发区内设机构是可以完成的。由于新增了机构，使得原来可以全部用于加大项目扶持力度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作为新增机构的事业费，势必导致开发区经费负担。
体制创新战略对高新区至关重要。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必亮认为，创立高新区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进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而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包括经济规制、管理体制、技术发展机制等创新在内的制度创新来实现。
一位刚考察完国内外软件产业现状的学者指出，技术创新绝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它涉及更多的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一整套管理体制方面的生产关系问题。可以说技术创新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管理体制、制度建设、组织方式和创新环境等方面的变革和协调配合。显然，旧体制复归问题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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