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大学采访过程中，笔者处处感受到学校教学科研人员与出版社之间那种合力共进、相得益彰的亲密联系。出版社所依托的人民大学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银库”。
成立于1955年的人大出版社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大学出版社。“九五”以来，这家出版社由年出新书不到200种，发展为现在年出新书600多种，发行码洋近4个亿。
社长贺耀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以内涵式发展为主，通过自我扩张、组织再造，建设内生式出版集团，这是人大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思路。选择这样的发展道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就是人大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综合优势。
先看教材。人大社是教育部确定的文科教材出版中心。百种教材出版工程和21世纪系列教材工程的实施，使人大版的教材覆盖全国上千所高校，而它们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再看学术著作，人民大学最优秀的专家学者都对人大社情有独钟，许多青年才俊最初都是以人大社作为崭露才华的平台。“中国人民大学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文库”“经济科学文库”、“管理科学文库”、“法律科学文库”等一大批在我国的哲学、社科研究和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系列学术著作，其作者大多出自人大。人大社长期坚持出版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等5个报告成果，都是人民大学教师跨学科交叉融合、联合协作攻关的结晶。贺耀敏不无自豪地说，我们的出版计划中，本校作者所占的比例每年高达70％左右。
在高校出版界，能否形成学校科研队伍与出版社之间的积极互动，取决于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很多时候，本校学术资源外流，都是由于本校社斤斤计较，小算盘拨拉得太精而造成的。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本校的资源优势，就要有大局意识，要有一种眼光，一种胸怀，一种气度。贺社长分析说，前面谈到的一些学术著作，经济效益并不明显，有的甚至还赔钱，但这样的书学术影响大，品牌效应高，社会效益好，所以一定要坚持出。
在书业竞争激烈的今天，高校的学术资源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一种市场资源。很多高校社由于实力不济，常常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优秀的书稿被别的出版社“抢走”，让很多高校社的社长既为之头痛，却又倍感无奈。在这方面，人大社的做法是，首先，与学校教学科研部门紧密合作，通过整合全校的科研力量，形成多学科的团结协作，几套教材的出版都是与校教学科研部门共同规划的结果。与此同时，双方密切联系，通过申报北京市社科基金，大力培养本校的青年学者。目前人民大学获得资助出版的图书每年达20种左右。其次，以引进版主动参与人民大学的学科建设工作。从1995年开始，即着手引进、翻译和出版国外一流的教材图书。如以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科学译丛”和以罗宾斯的《管理学》为代表的“工商管理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在学界和出版界引起轰动，还推动了人民大学乃至国内高校在经济学与管理学内容方面的更新，拉近了中国学术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人民大学借助人大社引进版的工作，还与许多世界级的学者建立了联系。
在人民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都在社会上各种出版物中充当作者、策划人，有的甚至成为专业书商。人大社把这部分力量也视作自己的资源，积极寻求能够为我所用的途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技能系列”丛书就是由人大的一位教师策划、组稿，并在人大社出版的。
在这一系列的做法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眼光、一种胸怀、一种气度。它使得人大社能够把本校资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里，从而在与同业的竞争中，占得先机。身兼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的贺社长这样概括他们的出版理念，要为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的教学与科研做出贡献；要为中国人文社科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要为中国主导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巩固做出贡献。
在一些高校，教师们与学校出版社之间，由于种种原因，时有“扯皮”、“内哄”发生，总是难以形成默契。每年本校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中，来自本校作者的作品，数量少，比例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却能成为一座桥梁，让教师们的优秀成果带着缕缕书香，不断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