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里的张东亮，38岁的人却憔悴得像是48岁。供述犯罪事实的时候，有气无力的。
“保管员有什么职务便利？你是怎样搞钱的？”检察官讯问道。
这位安徽省阜阳卷烟厂的保管员开始慢慢叙述他的发财史：
1995年10月，我在一次对账中发现咀棒增加了，心中疑惑不解，就去问厂里老业务员沈照明怎么回事。他知道瞒不住我了，只好实说：“这种现象好比是做馒头，同样一斤面，有时能做十个，有时能做十二个。”他又问我：“你可想过，账物怎么做平？还不如拉去卖掉算了。只有卖了，账目才能做平。”我当时想能分点钱过日子也不错，毕竟那是外快。
我按照老沈说的，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库存，发现出溢的有二、三百箱咀棒。我和老沈商量妥当后，就带着自己买的车去蚌埠烟厂将我认为升溢的咀棒拉了一车回阜阳。我用自己的私车拉的烟咀棒从来就不敢在单位账上出现这个车号，因为一旦出现就暴露了。我对蚌烟销售科的人说：“我是来蚌埠办事的，带车咀棒回厂”。蚌烟厂的人没有任何怀疑就发货了。货拉出来之后，我立即找到了老沈事先联系好的买主：福建省南安市溪美镇的郑加星。郑派手下阿伟来提货。他当场就给了我11.6万元现金。回阜阳后，我把情况如实告诉了沈照明，并把钱交给了他。他给我4万元，自己留下7.6万元。
其实这车咀棒的真正价值是16万余元。阜烟与蚌烟结账的时候，蚌烟根据我拉的咀棒和厂里正常拉的货，开出增值税发票，由我厂的业务员小刘把发票拿来找我，我在发票上签字。小刘不懂业务，他也不问。我签完字后，小刘把发票拿到科里核对，然后由厂长签上“无回扣”，再拿到厂财务科入账，由财务科根据增值税发票记载的数额给蚌烟付款。
就这样，阜阳卷烟厂为我私自拉的一车货付了16万元给蚌烟。
第一次干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这么多钱，我兴奋得一个星期都没睡好觉。我觉得这样挣钱实在是太容易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望着仓库里的咀棒什么时候还能升溢，我好再干一次。用不了多久，机会就来了。
第二车还是阿伟来的。在蚌埠我就以每车11.6万元卖给了阿伟。运费由他支付。货单和烟草准运证他都有，不用我操心。但是当我回阜阳盘账时，却意外地发现咀棒赤字了。我非常紧张。后来我才想明白，第一车咀棒因为是升溢的，拉走后，不打入库账也能平，就等于把升溢的部分拉走了。但是第二次升溢的不够两车，我仍然不打入库，账自然就不能平了。
账上出现赤字我很害怕，慌忙找沈照明商量，他说：“你账上出现赤字，谁也没有办法，毕竟账在你手上。这样吧，我给你指条路，你只有冲到消耗里去，才能把账赶过来。”
于是我先计算了赤字是多少，然后全部加到消耗上，在报表上虚报消耗，加大数字。我把报给财务科的报表和报给供应科的报表加大消耗，数字一致，因为财务科与我们物资供应科经常核对；而给企管办的报表则按实际消耗的报，因为企管办要与生产车间相核对，必须按实数报。这样我做完假账之后，心里一直不踏实，害怕厂里发现，就不敢再卖给阿伟。停了一段时间后，没有被发现，证实企管科的报表与财务科的报表不核对，是自成一体的。这样我就放心了。这第二车卖的钱我留下4万元，给沈7.6万元。
两次都是那么顺利，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原来烟厂保管员还真是个肥缺呢，自己干这么多年竟然没有发现，真是太笨了。
两年内，我果然没有再干。但是先前挣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过惯了好日子的我要是让我再回去过那种苦日子，我还真的不习惯。
一晃到了1998年秋天，阿伟带郑加星又来找我，我和他谈到每车12万元的价格，要求他把前面两车的差价8000元钱补给我，以后就按每车12万元卖了。他又问我要那种最好的醋纤咀棒。我说：“这太难了，我还一直没有发现咀棒有升溢的。”阿伟又问我要盘纸，但是盘纸的管理渠道非常严格，消耗又太大，不存在升溢，所以我不敢给他。阿伟讲：“这么长时间没出啥事，也该可以再弄点了。”我答应回去查查账再说。结果发现没有升溢的部分，要想赚钱，只有一个办法：加大消耗！
从此以后我就采取这种方式干下去，这时沈照明也不干业务员了，他也不过问我的事，我就自己单干了。直到逃跑。
2000年阜阳卷烟厂更换新厂长，要求清仓查库，还要上报报表。我想到新领导上任肯定要查家底，我也知道我偷拉的咀棒堆起来也该有几间屋子了，一旦查出来，后果很可怕，我就不敢再给郑加星货了。
新来的厂长发现财务科报表与我报给企管科的报表对不上，要求查库。这时我预感事情要暴露，就慌了手脚。到了六月份，我的同事打电话到处找我，我推说头疼，没敢见他，就逃跑了。其实我的钱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每次卖咀棒的钱我放在卫生间板上一个破纸箱子里，也不敢存银行。我出逃时带了120多万元，剩余的钱除了给别人14万元以外，都被我平时挥霍了。
2000年6月15日，张东亮带情妇一起外逃。张东亮在有钱时是否快乐呢？他曾经供述：拿了钱也不敢睡觉，经常做噩梦，只好用酒精来麻醉自己……逃亡期间东躲西藏，惶惶不安。先到新疆，又到湖南，辗转了许多地方，均感不安全。张东亮说：“在外逃亡的日子实在不好受。东躲西藏的，担惊受怕，尤其害怕看见警察，一听见警笛，就两腿发软，紧张地连路都走不好了，总以为是来抓我的。有一次，一辆警车冲着我开过来，我心里想这下完了，当时躲也没处躲，我就心里一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我想抓住就抓住吧，省得我再担心。哪知道人家不是来抓我的，虚惊一场，把我吓得够呛。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出门了。”
最后张东亮逃到了海南省海口市，在那儿买了套房子，又花14万余元置办了一套家具，还买了一部松下摄像机、奥林巴斯照相机、三星手机等物品。安顿下来以后，张东亮又通过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找人办了一个三亚常住户口，化名“张扬”与情人和情人生的儿子过起了三口之家的小日子。
2001年12月12日，张东亮被抓获。
2003年4月1日，此案由阜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这是阜阳市建国以来贪污案件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430余万，其作案多达22起，时间长达6年之久。大多赃款被其挥霍殆尽，本案仅追回现金及房产110余万元，国家损失300余万元。2003年4月18日，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贪污罪判处张东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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