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琯1923年1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九四三年毕业于重庆马尾海军学校,一九四五年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一九五三年回国后,先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研究员,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授时工作主持人,北京天文台研究员、副台长、台长、名誉台长,他还担任过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一九八○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是席泽宗院士的自选集。收文126篇。写作时间始自1948年,最近的一篇作于2002年。从这部时间跨度逾半个世纪、篇幅达120万字的文集里,我们领略到了一位卓越的科学史学者的学术建树,同时感受到了一位用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辛勤地灌溉着现代科学园地的耕耘者的心声。
作为一门学问,科学史处在科学与人文的交汇点上。研究者不但对史料的发掘、考证、铨释要有深厚的功力,而且需要很高的科学造诣。席泽宗早年从天体物理学起步,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加入科学史攻坚,于今多年领袖我国天文学史研究,其间并把开拓范围扩大到了综合科学史和科学思想领域。
我国古代天文学成就辉煌,为今日天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资源。五四运动时期天文学的先驱者们在启动学科建设的同时发起了中国天文学史的研究。很多老一辈天文学家都在这方面下过工夫,有的投入毕生精力、卓然成家。在这个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天文学史得以作为一门有了一定积累的学科,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研究。席泽宗的工作的起点基本上与此同步,他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新时期肇始迄今的学科进展。这部选集记载了他的主要贡献。入选的126篇论文中,科学史研究(主要是天文学史研究)占49篇,其中以古今科学家的贡献和生平为题的23篇;科学史综合研究及工作综述占49篇;科学思想方法、科学精神方面15篇;科学普及13篇。
古天文学史的研究,在历史科学方法的框架里,突出了利用现代天文学知识和计算方法对古资料作出解释和评价。这种“天文考古,随着技术方法的进步,以及考古资料的增多,几十年来进展一直比较快。文集中包含有对我国这种进展的阶段性介绍,包括有1949-1959,1949-1979,1922(实际上是1949)-1982,1982-1985,1985-1987各个时间段的综述报告;此外关于中国科技史综述的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20年”和“A Survey of the Xia-Shang-Zhou Chronology Project”。这些报告都是席泽宗作为学术主持人撰写的,首尾衔接起来可以看出这50年间我国天文学史研究走过的历程。
这个历程中席泽宗本人的贡献载于本文集,全部著作目录见780-794页。这里举出两三个我们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例子:
其一,1955年的“古新星新表”以及含“增订古新星新表”的论文“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1965,合作者:薄树人)。这项工作的目标是在古代天文记录中寻找“超新星遗迹”,作者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为超新星(恒星演化晚期星体剧烈爆炸的现象)的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论文引起了天文学界的轰动,公认为本领域的一项杰作。这种规模的“古为今用”,效果超出了“天文考古”,常常呈现为天文学史研究中的“珍品”。古代喜帕恰斯的岁差研究,中世纪哈雷发现哈雷彗星,当代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都是这一类型工作的先例。
其二,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发现有天文方面的文字八千字左右,作者很快投入研究、取得结果并发表了很有分量的报告,说明了他学术上“厚积捷发”的功力。
其三,1981年发表短文“伽利略前2000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作者根据古籍记载、推测二千多年前甘氏发现的应当是木星的卫星(木卫),经过计算当年的观测时机,并组织肉眼观测木卫的试验,证实了甘氏当时确实能够实现这种发现。这种“彷古实测”,被同行称为“实验天文学史方法”,甚见特色。不久前在我国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席泽宗是首席科学家之一),刘次沅等利用1997年3月9日发生在新疆的日食进行“彷古实测”,验证了古籍中所载的“天再旦”现象。这是一项重要的天文成果,进一步体现了“实验天文学史方法”的巨大成功。
整部文集涉及的研究内容覆盖了中国天文学史各个年代的许多重要领域。这里不再缕述。这样的研究很自然地要扩大到其他地域的古代天文学并联系到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影响。文集中收载的1980年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撰写的一系列条目以及1987年发表的“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Astronomy on China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可以代表作者在这些方面的探究。
文集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有关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篇章。席泽宗非常强调在科学建设中发扬我国优良文化传统,他反对“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这里举出其中的几篇:“孔子思想与科技”、“中国科学的传统与未来”、“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科学方法”。
为了写这篇评论,几天来与这本近800页的文集结了缘,相见恨晚。集里有不少佳作以前曾经见过,但这回好比是走进一个精心设置的展室,品类齐全,陈列有序,使人感到美不胜收。作为一个天文工作者来评论天文学史,我知道,可能会带有职业偏爱,我也意识到一部科学论文集,专业范围比较窄,而且体现的往往主要只是文献价值(因为一些文章的学术内容,无须太长时间就会被新的研究结果所取代,而另一些,包括传世之作,则会被以更加容易理解的方式,比如教科书,来表述),因此面向的读者是有限的。但是这部文集里刊的是科学史的文章,所赋有的人文科学的性质使它会像许多史学或历史著作那样,承受得起更广泛、更持久的参阅和欣赏。加以席泽宗的文章风格,平易里藏着细致,言理不滞,博引不烦,相信更能够为同行和非同行的读者们所接受。
评论这部自选集,主要不在于评价作者的学术造诣,因为这已经有了公论。但是为了评价这部选集能否、以及如何反映这种造诣,我们选择了对若干代表性文章的介绍以说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介绍不图全面,也不过多涉及学术细节,但希望能为感兴趣的读者们指出自己的一些体会并与他们共赏。
这本书编排精致,装帧大方,插图以及图表的制作无懈可击;几天里的浏览中没有遇到错排错印。总之,“好马配金鞍”,增加了阅读的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