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医疗队在奔赴抗击非典一线时，北京正值非典疫情高、医护人员感染率高、患者死亡率高的高风险期。当时北京尚没有中医抗击非典临床成功经验。而且，急诊抢救甲类传染病也不是当代中医的强项。然而，在北京胸科医院8支医疗队中，最引人瞩目的正是广安门医院派出的中医医疗队，他们做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患者零死亡；开通了北京第一条中医非典心理治疗、咨询热线；取得了全国第一批完整的非典病人舌象图片资料；在8支医疗队中第一个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撤离现场。
进入北京胸科医院8个非典病区的8支医疗队，是北京8家著名医院分别组建的。广安门医院医疗队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负责三病区非典病房50张病床的医疗工作。许多队员都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青年护士赵薇的父亲是植物人，母亲双目残疾。她把双亲托付给邻居，主动报名参加医疗队。张静茹每次接到亲属电话，只说一句“我挺好，我正忙”，就继续投入工作。文件规定，年满55岁的医护人员可不进病房。年近六旬的主检医生陈长怀，每天坚持两次带领青年医生查房，讨论病情。
北京胸科医院三病区是一个重灾区，广安门医院医疗队接管前，病人死亡率高达20％。5月31日，广安门医疗队完成任务撤离胸科医院时，150名医护人员无一人被感染；经过他们的精心治疗，包括曾下病危通知的危重病人，人人痊愈出院。
胸科医院三病区非典病房45例病人，全部是4月17日入院的。4月29日，广安门医疗队接管这批病人时，按照常规，这些病人已经过了急性期，进入危险期，应该减、停激素、抗生素之类药品的用药。但这时病人的病情普遍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减、停这些药品将冒极大的风险，而继续使用这些药品，其副作用将在病人身上引发多种疾病。主任医师花宝金对这些病人用药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后，提出了建议。4月30日，医疗队作出“尽快上中药，减停西药”的决定。更大的困难又摆在他们眼前：非典属于温病，大夫处方开药前，必须仔细对病人察舌辨证。而在非典病房中，医生和病人被隔离服和口罩隔开，既不便为病人诊脉，也不便观察舌象。
5月2日，主治医师邹金盘冒着随时都可能被感染的极大风险，率先观察病人舌象，并在第二天连续对42个病人进行了这项检查。由于“从舌象可以看出，病人的脏腑气血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得多”，在北京尚无一例病人出院时，广安门医疗队就向病人明确表示：“非典患者是一定可以治愈的。”
也就在这一天，北京非典患者第一次用上了根据本人的舌象、脉象开出的中医辨证论治方药。第一批14名患者服用中药后，烦躁、神疲、乏力、胸闷、气短、干咳，以及服用抗生素、抗病毒、激素等西药带来的胃胀、腹痛、恶心等一系列症状，在两三天内就明显缓解。一个被一家医院的专家断定没有希望的病人，经服用汤药，3天后体温就恢复正常，可以下床。一个外号叫“毒王”的患者，他的父母弟妹妻子孩子全被感染。转入胸科医院当天，父子二人的肝功能都已被非典病毒损害。以后服用西药，二人的肝功能损害程度进一步加剧。“毒王”父亲的转氨酶竟高达1100国际单位。广安门医疗队接手后，改用保肝、舒肝、利胆、养心中药为他进行治疗。一周后病情开始好转，4周后肺部阴影逐步吸收，肝功能逐步恢复正常。最后“毒王”一家完全康复出院。
中医药的特殊效果，引起督导指挥中心高度重视。胸科医院很快成立起中医药非典防治协作组。从此，广安门医院医疗队承担起在8个病区推广中医药治疗非典的指导工作。他们仍不满足，进一步自加压力，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抽出1／3的医生开展科研工作。
3个科研小组中，舌象信息采集工作危险性最大，汪卫东自告奋勇，直接负责。小组成员身穿沉重的防护服，足迹遍及胸科医院每一个病区。在用数码相机拍摄下一个个非典患者舌象的同时，邹金盘、孙利民冒着风险进入半污染区，拍下所有病人的胸片。十几名护士利用休息时间整理病历，建立起数据库。撤离一线休整期间又夜以继日撰写出《非典患者舌象定量资料与病情分度、胸片以及中医证型的相关性研究》、《关于医疗队员抗非典期间的心理疏导》等41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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