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6月10日启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更勾起了几代过来人的无限感慨。
19岁前长期生活在内地大城市的西部作家张贤亮，对有关方面鼓励大学毕业生到西部服务颇表赞成，他对记者说：“西部地区有比较强的中国‘原生态’色彩，大学生到西部来接触社会现实，有利于知道世事艰难，对中国国情、社会的认识会更全面一些。贫困地区情况复杂、困难突出，是年轻人获得真才实学、全面提高自身素质的大课堂，也是他们施展才华的广阔实践舞台。”1957年因发表长诗《大风歌》，21岁的张贤亮被错划为“右派”，在宁夏劳动改造长达22年。“就我个人而言，在宁夏劳改的22年，是无可选择的。但那22年的熬炼、锤打，磨炼了我的意志，也强化了我的挑战性格。这22年的经历既成为我文学创作的源泉，也使我在经商办企业时比一般的文人更能吃苦耐劳，从而有所成就。”
“人类历史上成大事者往往不是那些幸福中的宠儿，而是那些遭遇过诸多不幸，且能发奋图强的苦孩子。”著名教育家、演讲家李燕杰教授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寄语当代的大学生：“我是解放前华北大学的毕业生，1949年初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参军南下，10年没有回过家。当时同行的好多都是清华、北大、燕大等的毕业生，行军途中有得病‘打摆子’的，有跌到山涧里的，有被飞机扫射受伤的，也有被国民党特务抓去惨遭迫害的……但这种种磨难，炼就了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使我们真正做到了健康成长。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各行各业奋战，仍然有革命的意志。”
北京市中元恒生物技术公司总经理曲折是20世纪60年代“老三届”中的首批插队知青，现在回忆起那段艰苦的知青生活，他仍自认为得大于失：“那时候我们在内蒙古草原零下30多度的环境放羊，羊跟着风跑，人跟着羊跑，一大早出去，直到晚上回来才能好好吃上顿饭。最难忘的是1967年，雪灾严重，每天都有几十头羊冻死，经常能看到牧民为集体财产的损失而流泪。面对他们，任何对个人名利和利益的计较，都会让人感到内疚自愧。直到现在我还会常常想起这些人、这些事。有了这样的经历，再回到城市工作，可以说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不能正确对待的事。”
1962年，为支援农业第一线，19岁的北京青年侯隽自愿离开首都，到天津市宝坻县窦家桥村务农，通过艰苦的奋斗，她先后担任了宝坻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宝坻区政协主席等职。今天已年近华甲的侯隽，最惦念的是下一代的成长问题：“我们当时下决心要把人间的苦吃尽，而且确实也吃尽了苦。可后来我们很多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在教育子女上反其道而行之，生怕孩子们再吃苦，造成了许多孩子娇生惯养、怕苦怕难。如今，看到当代大学生在志愿服务西部行动中表现出甘于奉献的精神和敢于迎难而上的勇气，不能不为之高兴和庆幸。年轻时能吃点苦，必定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1998年，团中央、教育部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共同组建了“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支教团”，从1999年起每年从高校选拔优秀毕业生前往国家级贫困县支教。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蒙晓燕作为首届志愿者赴河南新县支教，她的语文课被列为全县教改观摩课，她推动的学教互动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素质教育改革方案颇有成效，她还凭个人力量筹措资金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生就学……2002年，她获得了青年志愿者行动的最高奖励“全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一年的支教生活，使蒙晓燕比同龄人明显多了几分成熟：“在贫困地区工作生活的经历，使我积累了社会经验、锻炼了才干，能够更加客观、现实地看待社会，看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观念的延续，必将促进我在今后的学习与生活中更多更好地思考问题，践行理想，成为一生的宝贵财富。”
负责学生工作的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登峰教授，这几年一直密切跟踪着历届北大支教团学生的成长和变化。他向记者介绍说，到贫困地区支教，是这些青年人平生第一次独立面对艰苦环境下的生活，接触的都是全新的内容、陌生的课题，必须努力克服气候恶劣、生活艰苦、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方面带来的种种困难。这种难得的磨砺虽然仅有短短一年，但却使每个人的身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对学习的态度更加严谨了，更懂得珍惜时间了，对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关爱更加深厚，对社会公益事业更加热心了。这位自称“一眼就能从学生堆里认出哪些人参加过支教团”的负责人说，他最希望告诉正在考虑报名参加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大学生们的是：“从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走出来的年轻人，会比同龄人更成熟、理性、自信地面对前进路上的各种困难，从而一定能够拥有更宽广的天地，作出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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