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是个文物资源十分丰富的省份，全国的“四大石窟”甘肃省占了两个——莫高窟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宝级石窟，如：榆林窟、东千佛洞、南石窟、北石窟、炳灵寺石窟、大象山石窟、水帘洞石窟、木梯寺石窟等近十处，小石窟更是多不胜数。长城一万五千里，甘肃境内有八千里，玉门关、阳关保存的汉代长城至今还有3米多高，全国仅存。甘肃出土的秦代汉代竹简和彩陶的数量也居全国前列。但甘肃省的文物又十分分散，众多文物分布于2000多平方公里的甘肃境内，所以文保难欠帐多。
多年来，甘肃的文物之所以保存得好，主要得益于这里地广人稀，气候干燥，以及不够繁华、人迹罕至，没有太多的开发，属于苍凉的边陲之地。那么，时至今日，我们禁不住会担心，在“西部大开发”的洪流中，纷至沓来的考察者、开发者和旅游者对于这里的文物保护和开发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文物专家、原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文治。
笔者：“西部大开发”的口号提出后，来西部旅游、开发、勘察的人越来越多，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自然是好事。但同时文物保护工作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看待和处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文保问题？如何协调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二者之间的关系？
马文治：中国人对文物和文物保护工作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的。是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以后，各省都在寻找和审视自己的资源优势。甘肃省的文化积淀、文物资源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单一个敦煌莫高窟，每年的参观人数就达30多万人次，门票收入平均2000多万元。
来西部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给西部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必然的。但同时过多、过于集中的游人对西部的文物，尤其是对石窟、壁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莫高窟的壁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非常脆弱，旅游者过多，人呼出的二氧化碳会对壁画的颜色和牢固程度产生一定的破坏性。我们的做法是对这类较易受游人影响的文物古迹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如今年3月开始，实施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对每天进洞的人数予以了限制。另外多开辟一些新的、有知名度和吸引力的景点，让游人分散一些。这样既缓解了像莫高窟这种景点的压力，又能让各个景点都有一些经济效益。
敦煌在全国的文物部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保护利用发展得早，科研学术成果走在了全国前列，它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文保和研究人才。在敦煌百年时，李岚清同志的题词是“敦煌是中国文物保护利用的典范”。从这一点来讲，甘肃是幸运的。敦煌是甘肃对外开放的窗口，是甘肃省发展旅游事业的龙头，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我想，敦煌也还存在着如何协调既保护又发展的问题。
在文物界没有人不知道“保护先行”这一文物工作原则，但让全社会都了解和接受它，还需要一个相当的过程。在社会范围来讲，人们往往对如何利用、开发比较重视，但对于保护和利用谁先谁后的问题，每个人站的位置和角度不同，结论也就不完全一样，还存在着认识的盲点和急功近利的现象。有些地方政府和群众急于发展旅游业，有些省随意改变文物机构管理体制，他们想利用文物发展经济，但我认为决不能那么做，否则就会成为千古罪人，子孙会骂我们愚蠢和无知。
笔者：如您所说，甘肃在这方面扎扎实实地做着工作。你们是如何根椐甘肃的具体情况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呢？
马文治：首先是资金的投入。自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对文保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大。如果说其他行业还处于宣传和前期准备工作的话，那么，甘肃的整个文保工作已经开始了具体实施。过去中央财政每年拨款六百万到七百万之间，现在增加到一千万以上。地方财政从每年拨款六百多万到现在达到了一千四百万，增加了一倍多。另外，国家文物局选择甘肃作为扶贫试点，增加拨款带来的不仅仅是钱，它反映了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并且把加强文物保护的观念进一步传达给地方。另外国家文物局长年有文保专业人员下来挂职，及时了解第一手情况。还有，博物馆藏品环境改造治理，也把甘肃作为试点省区之一，这个工程完成后，将使甘肃省62个博物馆彻底改变“馆藏文物丰富，但展示、保护手段落后”的局面。
文物保护的高科技手段正在广泛应用。甘肃是国家文物局四个试点省之一，这个工程的科技含量很高。这个工程实施完成后，甘肃的文保，特别是石窟、石刻的保护、管理将提前进入数字化、信息化时代。中央的这些举措，对于我们提高文保意识，明确“文物利用，保护先行”的原则，扭转个别地方急功近利的做法会有很大的帮助。
甘肃省文物系统自己摸索的经验是“在省内搞文物一盘棋”。在财政、物价部门的支持下，门票收入好的单位按照一定比例部分上缴，以支援那些地处偏远的文保部门，减轻政府的负担。具体说，去年开始，丝绸之路上热门的文保单位上缴了300多万元，支持我省的中小石窟维修加固，这些中小石窟往往只有七八个佛像，地理位置分散，但在考古价值上也很重要，是大石窟的补充，像北魏时期的石拱寺、陈家洞石窟，西夏时期的昌马石窟、五个庙石窟等，这样的石窟在甘肃省有86处之多，我们已加固维修了8个。这件事若能做完，将可以笑对后人。同时，它也体现了“文物保护以国家为主，同时动员社会的、包括文保自身各方面力量参与”的思想。
甘肃省的另一条经验是不拒绝国际援助。文物是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因此接受与争取联合国或一些基金会的国际支援，是一条可行之路。从1978年以来，甘肃省争取到大约1.8亿元人民币的国际资金，极大地缓解了甘肃省文保资金紧缺的状况，而且在工作中还交流了经验，增加了各国同行之间的友谊，了解到最新的科学技术保护手段。像与美国盖蒂基金会的合作，解决了文物治沙和环境监控以及文物病害治理的问题；与日本有关方面的合作研究也很有成效，建立了中国敦煌文物保护陈列研究中心。在合作过程中，国外还无偿培训了甘肃省的40余个专业人才，他们分别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为我国的文保工作带来了新技术、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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