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先生在他不平凡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主编过不少文学期刊，如被称之为“二十年代文坛第一刊”的《小说月报》、“三十年代文坛第一刊”的《文学》杂志。抗日战争期间，茅盾主编了大型抗战文艺刊物——《文艺阵地》，在中国抗战史与现代文化史上都留下了光荣的足痕。1937年10月，茅盾由上海撤出，当月20日来到汉口，这时候上海生活书店的徐伯昕来看茅盾，对他说：“你来武汉编杂志吧，在上海韬奋就说过，要请你主编一个中型的文艺刊物，类似《文学》那样。我今天专程来拜访，就是为了这件事。”茅盾说：“我可以编，不过杂志应该适应战时的特点，譬如是否出半月刊，文章要短小精悍，篇幅也要少一点。”此时，茅盾的心中已有了刊物的雏形。
烽火连天，几经流离（茅盾自汉口至长沙到株洲，再经南昌到杭州再回上海，又从上海到香港、广州，再到长沙）。1938年2月7日，茅盾来到武汉，当天即找到徐伯昕，恰好邹韬奋也在场，当即合议决定新刊物叫《文艺阵地》，考虑到武汉也可能守不住，决定把《文艺阵地》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设在广州。十几天之后，茅盾又回到长沙，会同家人奔赴广州。在长沙，临行前，张天翼交给茅盾一篇为《文艺阵地》写的小说，题目是《华威先生》，后来刊发在创刊号上。2月24日茅盾到达广州，立即与生活书店广州分店的经理商议了《文艺阵地》的排印问题。此时茅盾手中只有三四篇稿件，而创刊号已初步定于4月16日出版。
到广州的第三天，情况突变，萨空了力邀茅盾去香港帮助他编辑《立报》的副刊，并说：“你可以在香港把《文艺阵地》编好，寄到广州来排印。那边的居住条件，写作环境都比广州好，免得天天躲警报。”2月27日下午茅盾离开广州赴香港。到了香港之后，投到《文艺阵地》的稿件就源源不断地从广州生活书店转寄到香港，这批稿件中，有远在四川的叶圣陶写的杂感《从疏忽转到谨严》、周文的通讯《文艺活动在成都》；有在武汉的老舍写的新京剧《忠烈图》；有在广州的草明写的小说《梁玉底烦恼》和林林的短诗；有寄自临汾的刘白羽的速写《疯人》和萧红的散文《记鹿地夫妇》；有郑振铎从上海寄来的“鲁迅书简”；有从长沙寄来的丰子恺写的抗战歌词《我们四百壮人》；有刚从苏联回国的戈宝权写的《苏联剧坛近况》等等。这些文章组成了《文艺阵地》的初始面貌。
3月24日，茅盾来到广州亲自督战《文艺阵地》的排印，创刊号“费尽了心力”，终于如期出版（1938年4月16日）并一炮轰响，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更是引起了强烈反响。
以后，由于环境越来越恶化，茅盾决定把《文艺阵地》转移到上海秘密排印，然后再把印好的刊物运回香港，转发内地和南洋。其间历经周折与磨难。茅盾在编了18期之后，自第2卷第7期起由楼适夷代编，但刊物的主编仍署茅盾，第五卷开始署“茅盾·适夷”主编。1938年底，茅盾离开香港赴新疆。1939年夏，楼适夷也被迫离开香港转赴上海，自1939年6月16日第3卷第5期开始，编务工作移到上海，直至第5卷第2期（1940年8月）被上海租界当局查禁停刊。
1940年冬，茅盾来到重庆，筹备《文艺阵地》复刊。1941年1月10日续出第六卷第一期（算是复刊号）。在重庆，茅盾又面临着另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势，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多方的阻挠刁难，《文艺阵地》被迫于第七卷第4期（1942年1月）停刊。1943年1月至1944年3月又改出《文阵新辑》丛刊，仅出三辑又止。至此，自1938年4月16日创刊至1944年3月彻底终刊，《文艺阵地》完成了艰难而光荣的历程，全刊共出63期。顺便说一句，《文艺阵地》的封面设计出自著名装帧艺术家钱君之手，真实地反映出刊物的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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