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它“最有能力领导这个世界”。“9·11”事件后,特别是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比较顺利地得手以后,美一些当权者大谈“上帝”和“现实”赋予美国的“帝国使命”。他们图谋改造世界,重划敌友,重新审视国际协定和盟约,更迭“邪恶国家”和“无赖国家”政权,以达到“美国强权统治下的世界和平”。美国正是按这一战略目标开展其外交的。
西方媒体常常把美国内分成“单边主义派”和“国际合作派”。这似乎有点简单化。严格说来,美国目前并不存在“国际合作派”,也不存在不顾任何国际合作的“单边主义派”。美国虽然认为“美的政治领袖地位应高于联合国”,但也深知很难完全绕过。国务卿鲍威尔说得很清楚,美国需要联合国发挥“帽子”和“管道”的作用,前者给予美国的决定以“合法性”,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援助的通道”,帮助美国减负出力。美奉行的是“多边参与的单边主义”,即大家听它指挥,它就玩多边主义;否则,它就单边“独唱”。
按照“多边参与的单边主义”原则,美国需要联盟。但它强调,“任务将决定联盟,联盟绝不能决定任务”。现有联盟可用则用,但要按照美国的意志加以改造。譬如北约,美国要把它转换为超越大西洋两岸地域范围的进攻性组织,顺应其全球反恐和更替政权的任务。否则,它就要按照“任务决定联盟”的原则,组建新的或临时的“志同道合者联盟”。伊拉克战争期间它已这么做了,今后还会这么做。国际媒体近来盛传的所谓西边的“核心北约”和东边的“亚洲版北约”,并非空穴来风。
欧盟的崛起,一直是美国的一个心病。美国对欧洲未来巨大挑战的担心,实际上更胜于对俄罗斯东山再起和中国崛起的担心。
苏联解体后,欧美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联盟的基础发生动摇。“9·11”事件后,先是德国“施罗德现象”,要求平等伙伴关系,接着在对伊战争问题上,法、德伙同俄公开对美国说“不”。美对此显然不能容忍,更加坚定了分裂欧洲的决心。为此,提出了“新老欧洲”论,推动英国和东欧等一些国家公开站出来同法、德唱反调;抛出“惩罚法国,冷落德国,原谅俄国”方针;布什还亲自做波兰等东欧国家工作,邀波主持伊拉克的维和任务。
美国已摆出架式要对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和“无赖国家”一个一个收拾。只是目前“处于独霸全球与脆弱无力的悖论之中”,且处境相当孤立。因此,它现在采取全面施压、以压促变、各个击破的方针。一是稳住亚太,利用多边和双边外交以及动武威胁,对朝鲜多方施压;二是不时敲打苏丹、利比亚和古巴等国,将其“拴住”;三是重点打击伊朗和叙利亚,威胁恫吓,企图不战而屈人之兵,或战而胜之。目前美在中东实际上有两个“路线图”,一个是公开的巴以“和平路线图”,一个是针对伊朗或叙利亚的隐性“战争路线图”。
冷战结束后,人们普遍渴望美国善用其优势地位,善待弱小民族和国家。可惜美当政者经不住“帝国使命”的诱惑。美国历史上某位总统有句名言:恨我们(美国)有什么关系,只要怕我们就行。美媒体说,克林顿不以为然,他希望全世界都爱美国,但他失败了;布什喜欢这个“哲学”,他要全世界都怕美国,他会成功吗?戈尔巴乔夫等冷战时期的风云人物最近一些带有反思的讲话,似乎对此作了回答:以武力强加和平,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用战争输送“民主”,则是新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