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亭（北大环境学院教授）：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一个与东边雷同的西边。现在从南门入园，一直到大水法，整个东部游览区给人的感觉与其他公园差别不大。如果这样，我可以去朝阳公园，去北海，去颐和园，为什么来这儿呢？因而西区整治一定要突出遗址的特点，营造更浓的遗址氛围。
宗天亮（圆明园管理处主任助理）：对圆明园遗址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是从这个世纪才开始的。在此之前的保护都是不规范的。东部改造由于时代的局限，缺乏生态意识，没有认识到植被、环境的重要性。
李小溪（空军指挥学院副教授）：西区整治一定要顾及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不注意保护，随着赖以生存的林地、灌木丛和湿地被改变，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就将受到严重威胁，甚至消失。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了。在东部福海改造前后，有关部门作过统计，水鸟比改造前减少50％左右。有专家认为，如果这次整治继续忽视生态保护，动物的减少比例还会更高。
李景奇（圆明园管理处主任）：要恢复原来的植被和山形水系太难了，即使是恢复到乾隆年间的样子，也是不可能的。园中植被只有很少一部分名贵植物有文献记载，或是在一些老画中可以看到，相当大一部分已无法考证了。怎么恢复？我想，每走一步之前，都必须经过专家论证，要拿出山形水系的规划细则，标高、线路等都要做细致的调查；对植被采用网格状的研究方式，一个格一棵树地调查研究，搞清楚现在是什么样，再论证研究整治后现存植被能保留到什么程度。要做到一草一木、一山一池都有详细的方案。在没有合适的方案之前，决不仓促行动。
朱红（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接受东部改造的教训，西部改造一定要有设计方案，要把专家们的真知灼见贯彻到设计理念中。
宗天亮：我以为，山形水系的恢复是必须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要注意对植被的保护。我设想，对山形的整治，若是基本山形还在而只是缺一角，那么就修补一下，现有的植被就不动了。对于有明显代表性的、周边环境很好的景观，尽可能贴近历史原貌恢复。
李景奇：西部改造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可以完成的，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可以一边做一边总结经验教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可以搞个“实验田”，再听取专家的意见加以改进。
叶廷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废墟也是一种美，它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可以引发人们很多思考。即使从艺术创作角度讲，仿造假古董也是不可取的。独创是艺术家的天性，重复是匠人的作为。原创性的东西是很难重复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那个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就应该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要求，来建造标志现代世界水平的建筑。我们的祖先有过那样的辉煌，他们的子孙、现代的我们，就不能创造出与他们一样甚至更辉煌的东西吗？今天我们谈西区规划，也希望有关部门能正视这一点。
李景奇：大伙总觉着近些年公园的野生植被受损严重，其实我们也有难处。我们归园林部门管理，要遵守公园规范。比如为了防火要求清除野草，我们不拔，上面一检查，就要扣分、通报批评。园林管理规范与遗址公园的特殊性有矛盾。
崔海亭：这就要求管理体制的改革。现行的管理规范应根据圆明园“遗址”和“生态”的特殊性加以完善。想一想，在修剪那些“不好看”的灌木丛时，在清除野草时，也许除去的就是历史沧桑感，也许就破坏了生态平衡。因而在管理时要注重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使其成为公园的一部分。我们的规划要经得起时代和科学的检验。
叶廷芳：《规划》说要恢复园内古建的10％。这个比例听上去不大，但因圆明园原有建筑数量庞大，所以10％的绝对数量相当可观。试想，几十年后，面对琳琅满目的亭台楼阁，咱们的子孙们还能分清楚哪些是先人的遗址哪些是后建的吗？这种放眼皆辉煌的景观，破坏了遗址公园应有的伤感、肃穆、苍凉的感觉。游人看后被激起的是兴奋，而非深思。那么，圆明园遗址公园承载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就会减弱。建议园内所有功能性建筑都用与古建筑大异其趣的现代风格，不是辉煌的而灰淡的，外形要简洁，使人一看就知道是现代盖的。
李景奇：圆明园遗址公园承担着多种社会功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研究历史、园林技艺和学术交流的场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场所，群众浏览休憩的场所。整治后的西部除了承担上述功能外，还应加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功能。至于怎样突出这一功能，我们还需跟专家沟通。（人像照片均为本报记者程伟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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